基層強則國家強，基層安則天下安。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關注基層治理問題，2024年先后到天津、湖南、重慶、寧夏等地考察基層治理實效，并指示要持續為基層減負賦能。近年來，黨中央持續關注并不斷健全為基層減負與賦能的長效機制。破解基層治理長期存在的“小馬拉大車”突出問題，旨在提升基層治理效能，重在減負與賦能同向發力、統籌推進。破解“小馬拉大車”難題，需要“跳出基層看基層”，堅持問題導向和系統觀念，按照“壯馬、輕車、暢路、聚力”的思路，做實做優基層治理的“加減乘除”法，系統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和實效。
壯馬強基：提升基層街鄉治理內力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要確保“基層事情基層辦、基層權力給基層、基層事情有人辦”。基層治理改革需要回歸基層、做強基層，“內練一口氣”是關鍵。提升基層街鄉“小馬”的治理內力，避免基層矛盾外溢和上交，“壯馬強基”工程勢在必行。如何在任務繁多、責任重大的壓力下提升治理內力，需要做好、做巧加減法，把該卸的包袱卸掉，才能釋放足夠的創造性治理空間和活力韌性。
首先，發揮考核指揮棒作用，為基層干部減負松綁。鼓勵基層干部為解決群眾困難問題發揮治理能力，先要做足減法，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突出問題。扎牢制度的籠子剎住文山會海、層層加碼、過度留痕、多頭考核等“內卷風”。嚴格督查各類考核指標，糾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工作簡單化一刀切”等。獎懲并用，鼓勵各地針對基層減負創新探索、出實招，減到實處、減出實效。
其次，街鄉主體有效承接、整合、盤活治理資源，發揮加法、乘法甚至乘方效應。治理重心下移、治理資源下沉，是對街鄉盤活資源、善用資源的重大考驗。政策傾斜、資源下沉之后，街鄉一級需要提升全周期管理的意識，區分輕重緩急，會同社區自治組織，定期更新短期訴求的基數臺賬，并對長期的歷史遺留問題做好解釋性治理。確保科學合理分配治理資源，網格化、短平快處理短期訴求，長周期、善處理復雜訴求。
最后，主動治理，善治“未病”，精準監測轄區治理突出問題。從層級意義上講，街鄉社區是距離人民群眾最近的治理主體，理應成為群眾的知心人、貼心人。若基層治理的海量數據無限進入決策體系，治理負載必然越來越重，解決效果也隨之欠佳。越是訴求多元復雜，越需要一線工作人員及時化解矛盾、定分止爭。街鄉運用敏感的治理經驗做大量訴求的“正向過篩”，減少無效、無序、無理訴求進入龐大的數據系統。這些原始的個性化的訴求可以說對于決策中心這個系統來講是一個“拆盲盒”的過程，但對街鄉社區而言，卻是如數家珍。街鄉社區可以在一線最直接、最有效地了解并化解群眾的矛盾糾紛和利益訴求。
輕車降量：整合治理體量實現分類疏解
“千頭萬緒的事說到底是千家萬戶的事。”千家萬戶的“小事”匯聚起來就是民心向背的“大事”。隨著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更高、需求更優，基層治理系統承載的訴求輸入量越來越大，海量訴求“大車”是基層治理不得不面對的客觀現實。深化治理改革為基層減負，需要進一步評估整合、分類疏解治理體量，降低重復性的低效運作，集中優勢力量承載有效需求，達到“輕車降量”的效果。
首先，根據內容分類解決保障類訴求和發展類訴求。保障類訴求涉及到“七有五性”的民生日常以及歷史遺留問題、疑難雜亂問題;發展類訴求包括具體可感的要素性訴求和表達期待的方向性訴求。解決保障類訴求需要持續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解決發展類訴求需要盡快建立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突破企業發展和社會發展中長期面臨的桎梏、壁壘。
其次，根據數量高度化約統合同質共性訴求。基層治理需要處理好“公意”與“眾意”的關系、“共性”與“個性”的關系。同質共性訴求反映“公意”，代表民意的“最大公約數”，需要集中優勢資源高位統籌、協同推進，錨定群眾反映意愿強烈的老大難問題。比如北京“接訴即辦”的“每月一題”機制，市級層面整合年度治理專項并形成專班，每月跟蹤進展，高位推動、集中攻堅。
再次，深度容納多元個性訴求。反映“眾意”的個性訴求多元多樣，不能因為個性化訴求沒有形成量的規模，就予以忽視。現代治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底線治理”，從制度上容納任何一個個體。基層治理網格化妥善處理少量多元個性化訴求，“各個擊破”，提高少數弱勢訴求被“看見”、被“發現”的概率，堅持運用和創新新時代“楓橋經驗”，因地制宜建立矛盾調處機制。
最后，做好全樣本基數，重視“不發聲者”。在基層治理的龐大基數中，發聲者畢竟是少數，大量群眾沒有參與到公共政治生活之中，他們的需求潛在水下，我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在基層治理中要特別關注一角和冰山的關系、雪片和雪山的關系，實際上就是現存需求與內在需求的關系。基層治理主體要具備發現內在需求的能力，讓現存需求有回應、內在需求具體化。
暢路緩震：貫通流程機制中的卡頓環節
基層治理“輕車壯馬”之余，在行進路上清除“絆腳石”、解決淤堵問題，變“石板路”為“高速路”，才能加快行駛速度。疏堵清淤，是基層治理系統中“馬拉車”二元關系的外圍要素，但處理不好卻影響深遠。基層治理的卡頓環節不僅降低治理實效，而且增加干部的額外負擔。
為此，要著力打通“兩個一公里”。一方面，優化制度設計的“最初一公里”。在政策制定之前和制定過程之中充分發揮調查研究優勢，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盡力提升制度的完備性、協調性、長效性。另一方面，加強政策執行的“最后一公里”。制度政策再好，也要靠基層去落實。基層黨組織能力強不強，抓重大任務落實是試金石，也是磨刀石。要推動基層治理改革舉措和民生解決方案層層落實，必須首先“真減負”、“減真負”，讓基層干部有精力有時間抓落實、重成效。要加強監督執紀、健全基層監督網絡，避免“假性”解決帶來的治理后患，從注重程序上“辦結”轉變為注重實質上“解決”，辦一事、了一事，不留后患，激發基層干部敢作為、善作為的擔當，真心真意為群眾解決困難。
聚力減阻：增強多元主體和多元渠道的協同效應
實現基層治理精細化和現代化的目標，單靠行政力量是遠遠不夠的，要充分依靠市場和社會。一方面，精細化治理的前提是高效率、高收益。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必然要引入多元主體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實現“主體協同”。另一方面，盡管數字治理渠道不斷推陳出新，但單一運用任何一種技術手段都不可能完全覆蓋海量群眾訴求。因此，在傳統存量治理渠道優化整合的基礎上，可以廣泛引入技術治理新增量，多元治理手段優勢互補，實現“渠道協同”。
在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大背景下，我國社會治理盡管初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但上述“兩個協同”效應仍有待充分發揮，需要進一步聚合治理力量、減少協同阻力。
首先，并駕齊驅，增強主體協同性，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在已有多元治理主體協同聯動的基礎上，持續增強政府、社會、市場、民眾的協同效應，從根本上夯實基于共同利益的治理共同體。充分發揮廣大社會工作者和志愿者力量，保障民生訴求、擴大民主參與。堅持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四化”結合，使用現代科技手段，打造專業社工團隊，激發社區自治活力。
其次，開道擴容，增強治理渠道協同性，動員基層各類組織和群眾有序參與基層治理。一種民主通道的高效便捷優勢越突出，越容易因其強大的有效性而忽略了其他通道的協同作用。因此，基層治理要充分擴容民主參與通道，形成相互補充、并行不悖的通道網絡，增加解決群眾訴求的總容量，形成人民至上的信息和訴求高速公路網，彰顯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
(作者常婧，北京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