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雨軒
從新中國成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民族地區歷經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這為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既帶來了全新命題，也開辟了廣闊空間。從創作現實來看，少數民族文學亟需突破傳統話語敘事的局限，跳出農村——城市二元對立的固有范式。唯有立足時代新變守正創新、推陳出新，才能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文藝精品，讓少數民族文學在新時代煥發生機。
筆者出生于岷江上游的羌族聚居地，近年來持續關注本土羌族作家的創作實踐。在當代羌族作家群體中，羌人六的創作極具代表性。這位出生于四川平武的作家，以“斷裂帶”為核心敘事視角，細膩描摹了川西北羌族群眾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心靈變遷與文化調適。從平武山區到綿陽市區的生活轉換，讓他親歷了傳統鄉土與現代都市的碰撞，這種“原子化”的適應過程，成為其創作的重要靈感來源。《綠皮火車》這一書名，恰是這種調適的生動隱喻——火車作為現代性的標志性符號，既拉近了時空距離，也承載著傳統與現代的微妙張力。羌人六以文學筆觸捕捉這份復雜心境，讓作品兼具民族特色與普遍共鳴，也使其成為羌族作家首次斬獲散文類“駿馬獎”的佳作。
羌人六的成功，核心在于突破了單一民族的敘事邊界，將羌族的文化變遷置于中華民族發展的整體視野中審視。如今，越來越多羌族群眾走進城市謀生發展，現代都市生活深刻重塑著人們的思想觀念與價值取向，這種傳統與現代的交織碰撞，亟需文藝創作者深入體察、精準表達。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文化調適并非“先進與落后”的簡單評判，而是現代化進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的生動注腳。國家通過非遺保護、傳承人扶持等政策，讓羌族刺繡、羌笛演奏等傳統文化煥發新生；“文旅融合”的發展路徑，既讓民族文化通過活態傳承得以延續，又帶動了民族地區增收致富，實現了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的統一。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少數民族文學若固守鄉土敘事、忽視城市文明的時代價值，便會失去向上生長的力量，難以展現民族地區的全方位發展變遷。
羌人六的探索，標志著羌族文學開始正視現代化帶來的社會轉型，但少數民族文學的當代轉換，仍需更多創作者共同發力。當少數民族群眾從偏遠鄉村走向繁華都市，傳統農耕文化與現代都市文明如何共生？靜態的民族文化如何在現代性視域下實現創造性轉化？少數民族身份認同如何與新時代文化語境相融？這些問題，考驗著當代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智慧。因此，少數民族文學的當代轉換，首要任務是正視現代都市文明帶來的新變化，以文學形式展現少數民族群眾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鮮活實踐，擺脫單一鄉土敘事的束縛，讓作品成為民族地區發展變遷的生動記錄。
其次，少數民族文學的當代轉換，需要樹立鮮明的市場意識與讀者意識。進入新世紀，文學創作與傳播格局發生深刻變革，互聯網為民族文學提供了更廣闊的展示平臺，也對創作提出了新要求。文學的本質是凝聚社會共識、傳遞情感價值，而市場導向與讀者需求，恰恰反映了大眾的文化期待。在這方面，少數民族網絡作家的探索值得借鑒：青年維吾爾族作家艾力塔姆爾·排爾哈提用漢語創作歷史小說《家父漢高祖》，以中華歷史為敘事內核，被譽為“仰望中華歷史天空的新疆巴郎”；以唐玉文為代表的廣西瑤族網絡作家群，將民族傳統元素與現代審美相結合，實現了傳統文學的當代表達。他們的實踐證明，立足互聯網傳播特性，將地方性經驗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審美體系，才能讓少數民族文學獲得更廣泛的受眾，凝聚起復興路上的文藝力量。
再次，少數民族文學的當代轉換，必須堅守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老舍、沈從文等前輩少數民族作家，之所以能留下不朽經典，核心在于其作品中蘊含著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人性關懷與家國情懷。新時代的少數民族作家，更應將個人創作與時代使命緊密結合，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視野把握時代脈搏，既深耕本民族的文化根脈，又跳出單一民族的敘事局限，在展現民族特色的同時，傳遞共通的情感體驗與價值追求，創作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精品力作。
最后，少數民族文學的當代轉換，要扎根現實土壤、回應時代命題。脫貧攻堅以來，民族地區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扶貧干部的艱辛付出、群眾的奮斗歷程、社會面貌的蝶變，都是最鮮活的創作素材。四川彝族作家阿克鳩射的紀實作品《懸崖村》，詳細記錄了彝族貧困村的脫貧歷程，以真實的力量打動人心，也因此斬獲“駿馬獎”報告文學獎。這啟示我們，少數民族文學既要追求審美價值，更要堅守現實主義精神，用真切的筆觸反映時代變化、傳遞向善向上的力量，實現藝術真實與道德追求的統一。
多年來，少數民族文學始終是中國文藝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生動反映了各少數民族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幸福生活與精神成長。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廣大少數民族文藝工作者更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耕民族文化根脈、立足時代發展實踐、胸懷中華民族共同體，讓少數民族文學在當代轉換中綻放更絢麗的光彩，為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貢獻力量。
編輯：譚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