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藥，同一家店，線上買只要20元，線下卻要60多元。”北京某高校學生張云（化名）近日在某藥店親歷了“一店兩價”的怪象。
她因感冒前往藥店購藥，向店員詢價后得知，抗病毒口服液售價29.8元、蒲地藍消炎片35元。準備付款前，她打開該藥店在某線上平臺的店鋪想對比下價格，發現同款抗病毒口服液僅售10.3元，蒲地藍消炎片更是低至9.89元，線上總價不到線下的三分之一。面對如此價差，張云最終選擇了線上下單。
類似現象并不鮮見。《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走訪北京市多家藥店發現，同一家藥店、同一款藥品，部分線下門店售價普遍高于其自身在線上平臺的售價，有的價差甚至高達兩三倍。比如在某平價藥房，一款“芬必得”布洛芬緩釋膠囊線上售價18.6元，線下售價29.8元；一些連鎖藥店的部分藥品也存在類似價差，從幾元到數十元不等。多家藥店工作人員將原因歸結為“平臺補貼”，并表示消費者可“自行選擇”。
這一現象引發了不少消費者對藥品定價機制的質疑：同一經營主體為何能對同一款商品制定如此懸殊的價格，這是否屬于合理的市場定價行為？線下購藥的消費者知情權與公平交易權是否受到侵害？
在武漢大學大健康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法學院副院長武亦文看來，這一現象本質上是數字經濟時代市場自主定價權與法律規制邊界的經典問題。根據價格法，絕大多數藥品實行市場調節價，這為經營者根據渠道特性（如線下高租金、線上平臺補貼）制定差異化價格提供了合法性前提。“單純的不同渠道價格差異，在法學理論上并不直接等同于違法。”
但他同時指出，市場調節價絕非無邊界自由定價，其合法性受制于三個核心約束：成本與價格的匹配性、信息披露的充分性以及競爭行為的正當性。當價差突破合理成本范疇，且經營者高價銷售時，輔以任何可能誤導消費者使其誤認為該價格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宣傳信息，那么巨大的價差便不再是中性的商業策略，而成為證明其宣傳內容具有欺騙性的有力證據。
為何同一家藥店同款藥品，線上線下價格如此懸殊？
湖南某連鎖藥店管理人員劉先生坦言，實體店面臨高昂的租金與人力成本，而線上平臺則通過補貼、滿減等方式壓低價格，且多為廠商直發，采取薄利多銷策略。“線上平臺競爭激烈，相同的藥有很多店鋪在賣，為了吸引顧客，很多店鋪都會采取各種優惠方式。”
多家藥店工作人員也向記者證實，線上價格較低得益于“平臺對藥品有補貼”。然而，這種補貼并非普惠所有藥品，“主要看平臺補貼哪款藥”。此外，線上購物通常設有起送價，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單次購藥的總成本。
常年關注醫藥領域的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杜秀軍認為，若平臺或藥店為爭奪流量對藥品進行補貼，造成短期內的巨大價差，這種商業行為存在一定法律風險。如果補貼行為導致價格過低，甚至低于成本價銷售，擾亂市場秩序，或意圖達成市場壟斷，則可能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
武亦文指出，當消費者在線下對價格提出疑問時，經營者若僅以“平臺有補貼”回應，而刻意回避“線上渠道存在顯著低價”這一核心事實，可能提供的是一個片面的、不完整的解釋，在實質上構成了對關鍵信息的選擇性披露，這是對消費者知情權的侵害。他進一步指出，“藥品作為特殊民生商品，消費者往往難以自主判斷價格合理性，經營者因此負有更高的信息披露義務”。
面對藥品線上線下價差問題，國家與地方層面已開始行動。國家醫保局于2024年發文，要求以網絡售藥平臺“即送價”為錨點，將省級集采平臺掛網價格、集中帶量采購中選價格、定點零售藥店藥品價格等各渠道藥價，與網絡售藥平臺“即送價”比對，發現異常高價即督促整改。陜西省醫療保障局則明確規定，同一定點藥店的線下銷售價格不應高于該藥店通過網絡售藥平臺展示價格的20%。
受訪專家認為，當前監管政策既要應對藥品規格復雜導致的比價難題，也要考慮執法資源有限性與監管對象龐雜性之間的平衡，是一個由技術性障礙、藥品資源特殊性與市場經營者策略性應對共同構成的復合困境。
武亦文建議超越傳統的限價思維，轉向構建“以法治為基礎、以信息透明為核心”的長效治理機制。建立全國統一的藥品價格查詢平臺，強制藥店實時同步線上線下價格信息，從根本上打破信息壁壘，讓消費者獲得“一站式”比價能力；強化經營者的價格信息披露義務，并將其與商業信用體系相掛鉤，通過修訂或細化相關法規、政策性文件，要求藥店在其線下經營場所的顯著位置，以二維碼、電子屏等易于獲取的方式，向消費者公示其官方線上渠道（如自有App、小程序、外賣電商官方店等）的價格。
杜秀軍從實務角度為消費者提供了具體維權建議。他強調，維權成功的關鍵在于“證據固定”——消費者應當拍攝線下價簽、藥品實物、付款憑證，并截圖保存線上同店同藥的價格信息。
受訪專家提醒，藥品價格關乎民生底線。在市場經濟與法律規制之間尋求平衡，既需政府監管的“有形之手”精準發力，也需行業自律與消費者覺醒。推動藥品價格信息的充分透明與公平交易，是構建健康、可信醫藥市場環境的必由之路。（記者 文麗娟 實習生 高紫琦）
編輯：譚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