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應紅
我是一個家鄉情結很重的人，從小就怕出遠門。從上小學到讀大學，我都是在本地完成的。
偏偏命運給我開了一個玩笑。1991年夏天大學畢業，那時大學生是國家包分配，畢業分配的通知下來了，我被分配到外地一家煤礦醫院上班。拿到派遣證的那一刻，我不由地大哭起來，捏著那張薄薄的紙，手指不自覺地發抖。我趕回家，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家人，母親正在廚房炒菜，她停下手中的鍋鏟，轉過身時，我看見她眼圈紅了：“這次你去那么遠……還是個煤礦……”父親坐在藤椅上，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煙灰缸里已經堆滿了煙頭，陽光透進來，把飄散的煙霧照得清清楚楚。
“男娃兒是應該出去闖一闖，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要摁住板凳看地下。”好半天，父親才迸出一句話來，“什么都不要想了，這次我送你去單位報到。”
出發那天，學校包了好幾輛客車。天還沒亮，我和父親上了一輛客車，車廂里擠滿了畢業生和他們的行李，空氣里混合著汗味和夏天的氣味。座位都是按學生人數預訂的，沒有多余的座位。我是一個靠窗的座位，連忙招呼父親坐下。他搖搖頭:“你自己坐，不要管我。”父親從泛黃的工具包里掏出一個扁平的鋁制酒瓶，擰開瓶蓋，酒香立刻飄了出來，“我站著就行。”車子開動時，他隨著顛簸搖晃，時不時抿一口酒。十幾個小時，父親就這樣站著，一直到終點，中途，我好幾次站起來，讓父親坐，他都執意不肯。
到達宜昌，天已黑了，我和父親住進了一家小旅館。盡管天氣很熱，父親卻睡得很沉，鼾聲均勻。
第二天一早，我們坐上了開往煤炭礦區的客車，是那種老式的客車，座椅硌得人生疼。起初窗外是平坦的田野，金黃的稻浪翻滾；漸漸地，山影壓了過來，一座接著一座，像蹲伏的巨獸。“從一座山里跑出來，又走進另一座山，”我忍不住抱怨，“一輩子都要困在山里。”父親望著窗外，喉結動了動，但什么也沒說。
幾個小時后，客車到達一個小鎮，問別人，煤礦醫院在什么位置？人家告訴我，沿著一條山路一直走上去，大約一里多路，在山頂上。我的心里感覺拔涼拔涼的。父親二話不說扛起最重的箱子，他的背影在陽光下顯得格外瘦小，汗水很快浸透了他的的確良襯衫，在后背暈開一片深色。“爸爸，讓我來扛吧！”我伸手去搶，父親愣了一下，眼圈突然紅了，“還是我來吧，你的力氣小。”
終于在醫院安頓下來，父親原來說工地要趕工期，把我送到單位后就回去，可報到后卻多留了一周。他陪我到醫院的每個角落轉了轉，然后又去附近幾個煤礦。自始至終，他都很少說話。
離別那天，我特意給父親買了一瓶酒，和幾袋花生米，叫他在路上邊吃邊喝。上車時，父親從貼身的衣袋里掏出兩張皺巴巴的百元鈔票，“拿著，你剛參加工作，工資肯定不會高，有時候可以補貼一下。”我推辭著，看見他手背上暴起的青筋像蜿蜒的山脈，他把錢硬塞在我的手里，然后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的力量透過襯衫傳來，很重。
回到空蕩蕩的宿舍，我掀開枕頭，下面壓著一封信。信紙是從我的筆記本上撕下來的，父親的字跡歪歪扭扭，只寥寥數語：“兒子：我們做父母的，也舍不得你離開我們到異鄉。但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闖一闖也好。你一個人在外面，自己照顧好自己，我們做父母的不可能陪伴你一輩子。父字。”
我捏著信紙，突然想起父親在客車上喝酒的樣子。那時他每抿一口，眼角的皺紋就會加深一分。現在想來，那酒一定是極苦極辣的，就像他這輩子嘗過的滋味。窗外的山影漸漸模糊，我這才發現自己的眼淚已經打濕了信紙。
就這樣，我一直在煤礦醫院工作了20多年，直到醫院因為政策原因關停，我才離開，重新開始第二次就業。這次離家更遠了，可不管我走多遠，我總覺得父親一直陪伴在我的身邊，從來沒有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