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杰
周末煮早飯,上小學的女兒拽著我的衣角撒嬌:“爸爸說話不算話,我要吃紅薯小米粥。”我這才猛然想起,忙亂間竟忘了霜降后出紅薯的約定——這幾十株紅薯苗,還是清明離鄉時,母親特意讓弟弟打包好,反復叮囑我帶進城的。
午后,我和妻子扛著工具,來到市郊租種的小菜園。秋陽暖融融地灑在地里,經霜后的紅薯秧依舊墨綠蔥蘢,透著勃勃生機。我俯身割去藤蔓,一耙子刨下去,順勢一撬,一窩胖乎乎的紅心紅薯便帶著泥土的濕氣滾了出來。女兒興奮地蹦跳著,拎起最大的一塊朝我們比心,那洋溢著歡喜的小臉,讓我不由得想起了被薯香浸潤的童年。
老輩人常說:“紅薯過立冬,不出只可扔。”紅薯不經霜不甜,可冬天氣溫太低又易凍傷,霜降至立冬間,正是出紅薯的最佳時節。那時,宛東平原上的青紗帳早已收割殆盡,剛種的冬小麥嫩得近乎隱形,唯有紅薯秧的蒼翠點綴著曠野,一縷縷薯香漫過田壟,讓清貧的農家日子多了幾分滋味。
每到這個時候,故鄉的村莊便被紅薯相關的農事填得滿滿當當,熱鬧非凡。出紅薯是頭等大事,提前幾天割去秧子,既讓田地曬干好勞作,也能讓紅薯積攢更多糖分。小塊地靠人力一耙一刨,費力卻踏實;大塊地就用黃牛拉著鐵鏵翻壟,我們這些半大孩子便緊隨其后,光著腳丫在田里奔跑,把翻出來的紅薯扒攏成堆。松軟的泥土蹭著腳趾,涼絲絲、麻癢癢的,像有小魚在啃啄,額頭上的熱汗順著臉頰滑落,卻絲毫不覺得累。累了就隨手撿一個紅薯,用秧子擦去泥土,衣襟一抹便大口啃起來,脆甜的汁水充盈齒間,疲憊瞬間消散。
紅薯拉回家,還要細細分揀。有磕碰的紅薯,母親會用特制的推刀切成薄片,攤在田埂上晾曬。經日曬風吹,紅薯片變得干脆香甜,既是釀酒的好原料,也是熬粥的靈魂——紅薯干煮進小米湯、糝子湯里,那股面香混著醇香,是刻在記憶里的味道。
完好的紅薯要存進紅薯窖,能吃到來年春天,是人畜都愛的口糧。紅薯窖是大人們在村口土質堅實的地方挖的,口小肚大,深約兩三米,幾乎每家都有一口。下窖前,我和弟弟像“摸金校尉”似的,先把帶防風罩的煤油燈放進籮筐墜到窖底,見燈火不滅,便知氧氣充足。父親拋下井繩,我們抓著繩子探身縮頭,雙腳一蹬窖壁,一下就滑到了窖底。父母在上面把紅薯一筐筐墜下來,我們在下面整齊碼好,還得在中間留個通風的窩。最后,我奮力托舉弟弟,他鷂子翻身出窖后,再拉我上去,父親總笑著夸:“這倆小子,心齊能干,真中!”窖藏時,母親會特意挑幾個黃皮黃心或紅皮紅心的大紅薯,放在顯眼處,等表皮滲出糖稀,洗凈蒸透,剛出鍋的紅薯金黃金黃,輕輕一碰就破皮流蜜,香醇甘甜的滋味,能甜到心坎里。
冬日里,紅薯最精彩的“變形記”當屬做粉條。村里的六爺是十里八鄉有名的粉條匠,冬天總蹲在墻角曬太陽,可一到下粉條時,便像換了個人——刮凈胡子,洗凈雙手,穿上白褂戴口罩,神情莊重得很。他說,心誠手凈,粉條才純正。紅薯洗凈后擦成薯漿,用紗布過濾沉淀,倒掉上層酸水,就能得到潔白細膩的濕淀粉,曬干后便成了堅硬的干淀粉。
下粉條是核心技藝,六爺先把大鍋水燒開,取少量干粉用沸水打芡,再與剩余干粉反復揉按,直到面團光滑柔韌。他拽一塊面團放進漏瓢,目光瞬間變得專注,緊握拳頭有節奏地捶打、抖動,雪白的粉線便鉆進沸水,濃郁的薯香隨水汽升騰。眨眼間,粉線浮上水面,變成金黃透亮的濕粉條,撈出放進冷水缸濾水后,掛在竹竿上定型、風干。那段日子,一排排粉條像白色瀑布在風中飄蕩,成了村里獨有的風景。無論是大肉燉粉條的醇厚,還是白菜豆腐燉粉條的清爽,故鄉的手工粉條總帶著勁道嫩滑的口感,鮮香馥郁,回味悠長。
如今,故鄉的紅薯依舊年復一年地種植,機械化收割省時省力,機制粉條也備受青睞。鄉下人的生活早已富足,孩子們的娛樂方式五花八門,沒人再把紅薯當救急糧,也少見人力出紅薯、下窖、做手工粉條的場景了。故鄉在變好,可那些童年的快樂,卻再也回不去了。但我始終懷念那薯香為伴的時光,眷戀那份未被物化的純真。正是這流金歲月里的薯香,讓清貧的童年活色生香,讓綿綿鄉愁釀成醇厚老酒,在心靈深處氤氳不散,讓步入中年的我愈發珍視生命的本真與生活的原味。
編輯:譚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