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平（綿陽）
沉香鋪，距綿陽城10余公里，是清代入蜀驛道的一站，也是唐宋時期的奉濟驛，因杜甫送別嚴武而馳名。上世紀30年代，這一帶四個鋪站所在地域合并設鄉，擇沉香鋪及秔香鋪的首字，稱為沉秔鄉。因秔字生僻，經口耳相傳，轉錄為文字，寫法多歧。解放后，定“沉抗”為正式地名。
上世紀末修建了沉抗水庫，即仙海。沉香鋪所在地域沉入水底，沉香這一地名，像一個預言了滄桑之變的歷史讖語，相比于秔香誤作抗香，有更多曲折的故事。
此地在唐宋時期，名為奉濟驛，皇帝唐玄宗和唐僖宗曾經路過，皇帝“幸蜀”是引人關注的事件，彰顯了蜀地與中央王朝密切的依存關系。
《新唐書》記載，天寶十五年（即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七月，避難入蜀的唐玄宗及其隨行人員“甲子，次普安郡。庚午，次巴西郡。”
玄宗在劍閣與綿陽之間滯留了整整7天，至今周邊的鄉鎮多有玄宗幸蜀的民間傳說。寶應元年（762年）嚴武入京，杜甫有詩贈行，二人分別于奉濟驛，即今沉香鋪。
百余年后，中和元年（881年），又有唐僖宗從奉濟驛經過，“自褒中幸成都，次綿州。”（《新唐書》）
歲月流轉，兩宋時期，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宋朝長期受制于馬匹資源匱乏，川西茶馬貿易成為官馬的重要獲取途徑。南宋朝廷對四川的開發相當成功，由東南亞引進的優質稻種落戶四川，四川成為南宋偏安小朝廷能夠存在的充要條件。在貿易發展、糧食產量大大提高的大背景下，金牛道沿線鄉村經濟規模也取得長足發展。
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奉濟驛至遲在北宋元豐年間，已經是綿州巴西縣的“五鎮”之一，是當時綿州的重要產業鎮。
南宋紹興初，名將吳玠、吳璘兄弟締造的吳家軍，發揮蜀道的戰略優勢，挫敗勢頭正盛的金兵。吳家軍一直以綿州為后勤基地，奉濟鎮是其補給線上的重要站點。吳家軍第二代領導人吳挺對部隊進行了整編。據《吳挺神道碑》碑文記載，當時吳家軍的前置指揮中樞興州（今略陽）與后軍駐扎地綿州之間，300余公里的軍中文報，可以朝發夕至，宋代驛遞系統效率之高，奉濟驛也是這個高效機制的一個環節。
蒙元滅宋的征伐，在四川受到了最頑強的抵抗，四川也因此遭到慘烈的報復性破壞。蒙古中統四年（1263），“詔以成都路綿州隸潼川”（《元史》），有意降低綿州的行政級別，使其邊緣化。僅僅20年后，元至元二十年（1283），又“并魏城入本州”（《元史》）。無疑，比之兩宋時期，蜀道沿線無論政治、經濟地位都在大幅度倒退。
根據文獻記載和陰平郡遺址（在江油市小溪壩鎮陰平村）考古發掘的情況，蒙古人對蜀道沿線南宋時期的驛站體系破壞非常徹底。僅綿陽境內，金牛道經過及毗鄰的州縣治所，元初均發生過諸如裁并遷移等重大變更。不僅如此，洪武十年五月，綿州甚至降為綿縣（三年后仍復為綿州），堪稱綿陽建置史上最大的尷尬。
總之，隨著南宋覆亡，因蒙元的刻意破壞及朱明的不作為，金牛道基本上遭廢棄，奉濟驛也遭到廢棄。
中央政府放棄金牛道的驛政，意味著川西北一帶淪為治安松弛之區，官道由保寧府經潼川入蜀，相比于唐宋時期金牛道，增加了成本，松弛了邊務，遺患無窮。
明代四川省內驛政的主干線，完全與金牛道廣元（劍閣）——綿陽段無關。《正德四川總志》載，傳統金牛道沿線僅保留少量鋪站，劍州6鋪，梓潼5鋪，綿州2鋪，與清代劍州至綿州近30個鋪站相比，相去甚遠。
萬歷年間四川按察使曹學佺在《蜀中廣記》對元明間入蜀路線這樣總結：“未通保寧路時，自秦入蜀，罔有不由昭化者。”由保寧路入蜀才是當時正式官道，而此前，都是走昭化金牛道。
湖北蒲圻人鄧士亮入蜀任綿州學正。途經廣元、昭化時，鄧士亮詩云：“鬼斧刪來否？勞勞迥自凄。天低云外樹，斗削壁間梯。日影全迷嶂，風聲亂掃溪。應知前舍隔，何處是川西。”明明綿州就在前方，他卻不得不繞道保寧。
更大的麻煩是，川西的邊緣化導致了這一帶社會的不安定。《明實錄》就記載幾起大小盜寇作亂事件。
天順八年，德陽人趙鐸因賄賂買官未成而致貧，又被人誣控謀反，于是干脆真的造反。他一路轉戰彰明、梓潼等地，甚至殺死一名高級武官都督僉事何洪。
正德六年，保寧府人藍廷瑞攻破梓潼，轉戰于魏城、劍州、江油之間。崇禎七年，張獻忠率部從略陽由陽平關入梓潼、劍州。崇禎十年，李自成自七盤關入川，連續攻陷寧羌、昭化、劍州、梓潼等州縣，擾綿州、江油，迫近成都。
金牛道沿線就不太平，以至于連德陽這樣的平原地區都有人公然造反，官府信息不暢，指揮不靈，官軍耳聾目瞎，盜匪出入如無人之境，驛政是極度不正常的。
這年底，楊嗣昌以“督師輔臣”的身份在四川追剿張獻忠所部：“一潰于劍州之上真鋪（即梓潼上亭鋪）……再潰于綿州之亢香鋪，皆行無哨探，止無營壘，夢夢焉如尋常走路，掉臂遨游，而倏然遇賊（指張獻忠），穩步入其伏中。”（《楊文弱先生集》）
試想，如果金牛道的驛遞系統正常運轉，追擊流寇的明軍何至于像盲人夜行？
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川巡撫噶爾圖重開金牛道，恢復了唐宋時期由金牛道入蜀的路線。著名詩人王士禎以戶部左侍郎的身份，奉旨入蜀祭祀江瀆，他也因此成為同時走過明清兩種路線完全不同的蜀道的第一個著名人物。他的《秦蜀驛程后記》記載，“食沈香鋪，門人劉侍御修賢至。”
王士禎日記里的“沈香鋪”，是目前能追溯到最早的沉香鋪。從這以后以迄民國，沉香鋪頻繁出現于路過的文人日記、行記、詩文中，但此時的沉香鋪已經從唐宋時期的重鎮淪為驛道上一個不起眼的小站，在文人們的筆下，就是個單純的地名，無人在意它的得名。
除了一個人，郎廷槐。
郎廷槐出身滿洲鑲黃旗，康熙四十九年（1710）入蜀任建昌監理廳通判，他寫有《宦蜀紀程》，記載了在沉香鋪的見聞。
從郎廷槐的描述來看，他先是看見一塊缺失年號的禁約碑，寫有“程香鋪”字樣，跟正式名字“沉香鋪”不一致。郎庭槐看見一件帶銘文的鐵磬，足以證明“沉香”是“程香”之誤。
那么“程香”何謂？程勅等三人能代表“男婦九人”，說明這是一個家族，是一個小型經濟體。和“沉香”不同，“程香”顯然是一個有著相對小眾的特定含義的詞，且關鍵詞為“香”。
香是與人類文明相始終的生活用品，古人對香，不可或缺。上至廟堂，下及江湖的各種祭祀活動，人們講究三沐三熏的禮數，不敢稍有懈怠。即便是粗糙的漢子，逆旅之中，也不得不借助神奇的香，來對付蚊蟲。
程香鋪那一家程姓的“男婦九人”，很可能就是以制香為業的香戶，鑄磬供奉神靈，祈禱某種愿心，正是唐宋時期的普遍風俗。程香能成為地名，說明該地可能曾經以制香而聞名，并且有過較多程姓人。
當程姓人因故銷聲匿跡、制香業停滯，程香被訛作沉香就幾乎是必然——因兩字音近，且當地人多系陜西移民及其后人，人們對于“沉香救母”的神話故事太過熟悉，具備自然而然的文化認同趨勢。
程香鋪曾經存在，被沉香鋪取代，無可逆轉。小地名以口耳傳播，過程中免不了發生文字上的分歧，有的成為逸事佳話，有的成為誤解誤會，或雅而莫名其妙，或俗而荒誕不經，它們的演變過程，撲朔迷離，正確把握其脈絡，挖掘其積極、健康的文化內涵，有利于恢復或重塑鄉村文化看點，對于鄉村文化建設及文旅開發，大有裨益。
編輯：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