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勝燕（北川）
我是北川新縣城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村姑娘，現在巴拿恰商業街做點小買賣。有人稱我為“詩人”，實際上我算不上真正的詩人，但我寫的詩，曾經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紀念日那天，由我朗誦，通過四川衛視向全球直播。我能夠從一名擺攤攤個體戶變成一名“半吊子”詩人，能夠和北川巴拿恰緊密聯系在一起，有這一場新生，全靠黨的關懷關愛。
地震之前，我家屬于安縣地界。小時候，我讀書的學校坐落在鄉間，是一個從前的祠堂改建的鄉村學校，學校周圍，有排列成行的梧桐樹，有小橋也有流水……是個讀書的好地方。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成都知青。我讀小學時她已經30多歲，和我母親是同齡人，留著短發，她的氣質，仿佛是央視《新聞聯播》的主持人，同學們都非常喜歡她，私底下都喜歡叫她“任媽媽”。
我從小聲音洪亮，吐詞清楚，音質純正，每當有公開課，我就會被任媽媽帶到她在學校的宿舍去錄音。那是1985年左右，錄音機可是件了不得的物件，我也覺得很新奇，一篇課文，她讓我反復朗誦，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時間一長，我就進入書中角色了。從此，我愛上了朗誦，學校經常舉行各種活動，我成了最佳主持人選，由于經常主持各種活動，我真感覺自己是天生的主持人了。
任媽媽的宿舍里有個書柜，里面有很多書，而且永遠對她的學生免費開放。《牛虻》《安娜卡列尼娜》《紅領巾》……這些書籍或雜志，我們借來，讀得懂的讀，讀不懂的，就似懂非懂地讀，那時候，沒有人倡導全民閱讀，我們也不知道“閱讀經典，理解人生”這些道理，但是不知不覺中，我卻得到了最好的文學啟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文學的種子早已在我心中悄悄生根發芽。
那個時候，我的理想是當一名電視臺播音員，可惜初中畢業時，我語文、英語成績比較好，理科成績卻羞于見人，為了謀生，我讀了一所職業衛校。衛校畢業后，在單位上了幾年班，在時代洪流的裹挾下，走上了擺攤創業的道路。一踏上創業這條路，如同上了高速公路，每天早出晚歸，疲于奔命，不過，累并快樂著，我們的物質生活日漸殷實起來。“5·12”大地震之前，我們做點小生意，悠閑地生活在安昌這座被“遺棄”的小城鎮里，想著再好的城市生活也不過如此，我們就像安徒生的《丑小鴨》里描述的那些雞呀、鴨呀，好像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
然而，“歲月靜好”的日子在2008年5月12日這一天與我們告別，大地震引起的災難，使我們的生活極度混亂起來。由于住房損壞了，店面也損毀了，我們只能住進地震棚，原來小店和貨物也賤價處理掉了。盡管我們都還活著，可是每天早上起來，我感覺身體仿佛膨脹了一倍，地震后的生活艱難就不再贅述了……
災后重建的日子異常忙碌，在受災群眾和社會各界急切的期盼中，國家從原安縣黃土鎮劃出6個村的地盤，開始異地重建一座北川縣城。由于這座縣城與原來的北川地界中間還隔著原來安縣的安昌鎮與永安鎮，因此國家進行行政區劃調整，把這兩個鎮也劃給了北川。對此，安縣人民以大局為重，以奉獻為本，全盤接受，而我們也從安縣人變成了北川人。
2010年10月，新縣城的商業街竣工了，取名巴拿恰，羌語中的意思就是做買賣的地方，我們是地震受災群眾，一方面享受了黨和政府的相關政策，另一方面也投入一點積蓄，開了一家專門賣北川馬槽酒的店子，有幸成為巴拿恰商業街的一員。
在迎接巴拿恰開街的日子，游人如潮水般涌入北川新縣城，涌入巴拿恰，人們操著普通話、四川話、山東話，以及斷斷續續的英語，急切而興奮地交流著，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地，不同地域不同膚色的人來了，新生的北川新縣城，迎來了無數陌生的面孔，張張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我也被這笑容裹挾了，觸景生情，寫下一首詩《巴拿恰開街》，弟弟找來一塊木板，用幾根木條支起，做成一個臨時展板，在展板上面鋪一張紅紙，用毛筆將我的詩工工整整地謄寫在展板上，放在我開的商店門口。有很多游客在我的作品前拍照留念，他們稱我為“賣馬槽酒的女詩人”。每天，都會聽見有人在悄悄向游客介紹：她就是巴拿恰的詩人，賣酒的。我的心里美滋滋的，聽得多了，我真把自己當成詩人了。
那些天，我覺得自己和巴拿恰一樣，是一個新生命，每天都處于亢奮狀態，想到一句動情的句子，半夜也會爬起來記錄下來。
有一次我被一群記者團團圍住，一位央視記者問我：“汶川地震紀念館快要落成了，你想送一件什么禮物？”我想了想自己也沒啥，還是送一首詩吧。說完我即興寫下一首詩《這座館——寫給任家坪地震紀念館》。面對鏡頭，我真感覺自己像是新北川的新聞發言人。
2011年5月10日，快到地震三周年紀念日了，我又寫下一首《我是北川》。四川衛視記者張耀春讀后，感動得兩眼晶瑩。后來，這首詩在“5·12”地震三周年紀念日由我朗誦，通過四川衛視向全球直播。是的，我不是詩人，但我朗誦我寫的詩卻傳送得那么遠，我不由地想起我少時的啟蒙老師，我也感嘆自己，幼時打下的朗誦基礎還在。
大地震后，黨和國家領導人三番五次到北川。最難忘的是原副總理吳儀，她從巴拿恰走過我的小店門口，來緊緊地握住我的手，沒有多余的話語，卻久久沒有松開，那時那刻我特別清醒，這是黨和國家對這一方水土和這一方人的關懷啊。
“5·12”是一場天災，但頑強的北川人民，在共產黨的關懷和全國人民的支援下，戰勝了自然災害，勇敢地獲得了新生。我也懂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北川，沒有新北川就沒有巴拿恰。而我這個賣酒的人，也不可能從一個小小的個體商販成為“半吊子”的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