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陽(綿陽)
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發生內亂，季氏、孟氏、叔孫氏三家專權，驅逐昭公。此時，35歲的孔子從“十有五而志學”以來，已經學問通達，名聲在外，且有志于政。孔子意識到留在魯國已事不可為，于是，前往齊國。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提出了在后世成為封建政治生活秩序的著名準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話深得景公君心。然而，也許是晏嬰的阻擋，也許是孔子的總體政治觀點并不實用，景公最終沒有任用孔子。大約兩年，孔子怏怏返魯。
當然，孔子在齊國并非一點都沒有收獲。作為一個造詣深厚的音樂人士，閑暇之余，孔子與齊國音樂界相處得如魚得水，他與齊國執掌禮樂教化的太師們一起鑒賞點評美妙的音樂，互相切磋觀點，他特別對相傳是虞舜時流傳下來的古樂《韶》心馳神往。對此，《論語·述而》有生動的記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音樂的魅力太大，竟讓孔子長時間陶醉其中而嘗不出肉的滋味，對音樂的喜愛竟使孔子忘掉了口腹之欲、物質享受。這里既說明《韶》樂之美，也表明孔子音樂修養之高、鑒賞力之強。
在一般人心目中，《論語》是一部人生大書、道德全書，孔子是一個板著面孔的教育者、說教者，反復告誡人們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然而，細讀《論語》，我們發現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孔子，一個渾身具有文藝細胞、充滿文藝范兒、也可以說是文藝大師的孔子。
音樂是孔子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先看兩則《論語·述而》篇中的記載。
其一：“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不僅是一個音樂鑒賞家，而且還是一個歌唱家，他經常與同好們一起唱歌，如果有誰唱得好，他會當場學習，請這位高手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著唱。顯然，孔子與后世儒家特別是宋明理學家的區別很大，后者往往一心學道、習理，無暇他務，常常過于拘謹、刻板、正經，失去很多人情和人生趣味。
其二：“子于是日哭，則不歌。”音樂就像吃飯睡覺一樣，成為孔子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離的一部分。從《論語》這則記載中可以看出，孔子每天都是要習唱歌曲的，只有在參加別人喪事的那天，限于禮儀，他才不唱歌，因為他是一個堅守禮節的人。
即使在惡劣環境下，孔子也沒有放棄他對音樂的摯愛。據《論語·衛靈公》第2章記載：“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魯哀公三年(前492年)，60歲的孔子仍然在衛、宋、鄭、陳、蔡等國之間顛沛流離，尋機問政。在從陳國前往蔡國途中，孔子一行被圍困在陳國的一片曠野之中，最后斷糧斷炊。隨從的學生們餓病了，站都站不起來。然而，孔子仍然與大家一起奏樂唱歌，鼓舞士氣，據《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載：“講誦弦歌不衰”。一向直爽魯莽的學生子路很不高興，質問孔子：“君子也有窮得毫無辦法的時候嗎?”孔子說：“君子雖然窮困，但還是堅持著、忍受著;小人一遇窮困就無所不為了。”信仰與音樂的力量支撐著孔子任何時候都堅守君子之道。
面對禮壞樂崩的時代環境，孔子的追求和理想是孤獨的，他常常無話可說，即使有話也無人聽，音樂往往成為他袒露心聲、療治心傷的最佳渠道，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據《論語·憲問》第39章記載：“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衛國是孔子停留時間最長、寄希望最大的國家，為了接近衛靈公，孔子不惜冒著被學生指責的道德風險去見衛靈公名聲不好的妃子南子。即是如此，孔子還是沒有得到重用，無處可訴之際，他只好擊磬(一種樂器)以自解。恰好被一位背扛草筐、從旁經過的隱士聽見，這位隱者說，這個擊磬的人有心思啊!
魯哀公11年(前484年)，68歲的孔子從衛國返回魯國，結束了14年游歷不定的生活。孔子周游列國推銷他的治國理政之道失敗后，沒有像他說過的“乘桴浮于海”，也沒有“居九夷”，而是回到魯國，一心從事教育，同時開始“刪《詩》《書》、正《禮》《樂》”等工作。他在《論語·子罕》中說：“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年的孔子讓過去比較混亂的《雅》《頌》等詩歌、音樂各歸其適當的位置，延續了周公的事業，維護了傳統的禮制。顯然，如果沒有高深的藝術造詣，要完成對音樂的整理訂正是不可能的。
孔子不僅是一個高超的藝術家，還是一個具有卓越見識的文藝理論家、評論家，他提出的許多文藝觀點，同他的人生修養、治國理政觀點一樣影響深遠。
他在《論語·陽貨》中提出著名的“興、觀、群、怨”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孔子希望年輕人都要學習詩，因為學詩可以啟發思維，可以觀察天地萬物，可以融入群體，可以諷諫時政。學習詩近可以用來事奉父母，遠可以事奉君主;還可以多知道一些鳥獸草木的名字。
孔子提出，詩具體有四大作用：興、觀、群、怨。“興”是指藝術的聯想作用，通過比喻的表現方法來使人產生聯想，引發發自內心的真誠感情;“觀”指藝術體察民情的作用，詩歌真實地反映社會政治和道德風尚狀況，因而能讓人從中觀察出政治的得失和風俗的盛衰;“群”指藝術凝聚人心的作用，詩歌可以使人互相交流感情，找到共鳴，加強團結;“怨”指藝術的諷諫作用，詩歌可以對現實中的不良政治和社會現象進行諷刺和批判。
“興、觀、群、怨”說是孔子文藝思想也是中國古代文藝思想的精華所在，除了談到詩歌的認識功用之外，還接觸到了詩歌的抒情性、感染力等一系列本質特征。這段話的歸旨雖在“事父”“事君”的社會政治作用，但孔子能把“興”放在首位，表明他能從文藝本質特征出發，敏銳地認識文藝作品的感發作用，深刻地注意到文藝的社會作用只能通過美感的心理活動來實現。孔子的“興、觀、群、怨”說，對后世的詩論產生了很大影響，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強調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
在《論語·八佾》中，孔子評論了古代的《韶》樂和《武》樂，提出著名的“盡善盡美”觀點，原文是：“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這里的“美”指形式，“善”指內容。孔子贊揚《韶》樂內容形式俱佳、盡善盡美，認為《武》樂形式雖美但內容有欠缺、未盡善。孔子沒有說明理由，三國時何晏在《論語集解》中引孔注曰：“《韶》，舜樂名，謂以圣德受禪，故盡善;《武》，武王樂也。以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意思就是，因為舜的天子之位是由堯“禪讓”而來，是德取天下，所以《韶》樂“盡善”。而周武王的天子之位是由討伐商紂王而來，靠的是武力，雖是正義之戰，但畢竟有“殺伐之聲”，所以《武》樂“未盡善”。
孔子這段話提出一個深刻的美學命題也是倫理命題，即美與善的關系問題。孔子更重善，認為善就是美，以善為美。如果內容不善甚至惡，孔子是堅決反對的。他在《論語·衛靈公》中說：“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指當時鄭國的音樂，“淫”指奢侈淫靡，敗壞道德風化，因此，孔子主張“放”，也就是禁止。在孔子看來，美與善相比，善更為根本。外在的美與內在的善，不可或缺;只有二者有機結合、互相統一，才是最為完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