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曉東
張大爺在院壩里用木耙梳理著黃燦燦的谷粒，與我說：“再有幾個大太陽，谷子就曬干了。”秋天雨后的太陽，顯得格外火辣，張大爺黑黢黢的光膀子像在流油。張大爺的兒子兒媳也在幫忙，整理籮筐、扁擔之類的農具。屋檐下的風車、連枷是用不上了，現在都用脫粒機，張大爺依然叫他的兒子把它們洗得干干凈凈，木把手被磨得發亮，倒像件舍不得丟的老物件。
在農村，我喜歡把六十歲以上的男性叫大爺，當然，張大爺也不“示弱”，回叫我“蔣大爺”。聽話聽音，那聲音的“調調”，親熱得如兩兄弟，這份不摻雜質的親熱，是鄉村里最動人的暖意。
張大爺的“谷場”，其實就是門前的水泥院壩，大約有六十平方米。而以前的谷場很寬，曬谷、打谷時大伙兒湊在一起，有說有笑，各種情趣的殼子吹得滿天飛，一天的時光轉眼就過去。到了黃昏，再去小河溝里洗澡，渾身清爽地回家，日子過得自在又熱鬧。張大爺說：“蔣大爺，早先的谷場沒影兒了，還真有點想它們。”看得出來，張大爺是個念舊的人，要不，他家的風車、連枷，早該和舊谷場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現在也不錯，家家戶戶都有院壩曬東西。”張大爺又笑著補充道，語氣里滿是知足。
聽著張大爺念舊的話，我也想起四十年前在文廟街遇到的一樁“米事”，那事兒竟還和他有關。
四十年前，我在一家雜志社上班，單位常安排我去郵局寄信件，還要給不少部門送信件——外地的信件走郵局寄送，本地的由郵局送到各單位門衛，而我代步的工具，是一輛28杠的自行車。
那時我年輕，騎車總愛往快了蹬。當時綿陽的街道基本沒有“劃線”，路況也沒現在規整。當我騎到文廟街時，看見前面有個人也騎著自行車，他后座上綁著的麻布袋子不知何時傾斜了，捆繩慢慢松脫，白花花的大米瞬間撒了一地。我反應敏捷地從地上的大米邊繞了過去，心里只匆匆閃過一個念頭：這么多米撒了，可怎么收得起來？
那時的糧食金貴得很。就說我家爺爺，吃飯時碗里從來顆粒不剩，要是看見鍋里有“巴鍋”的飯粒，總會拿著鏟子把鍋刮得吱吱作響，一點都不肯浪費。可那天，我光顧著趕路，竟沒停下來搭把手。
正在這時，那位馱米的大哥突然轉頭，朝我狠狠地罵道：“你就是個畜牲！”我長那么大從沒挨過這樣重的罵，又委屈又慌張，只好趕緊騎車溜了。
后來靜下心回想，才覺得自己真的冤枉不了。哪怕我的自行車輪沒碾著他的米，我也該下車幫著拾撿——關鍵不是碾沒碾米，是我骨子里對勞動的不尊重、對糧食的不珍惜。他的罵，是對我那份傲慢最直接的譴責，也是最直白的鄙視。
再后來，我在文廟街又幾次碰到這位大哥，每次都主動朝他微笑。一開始，他還繃著臉不理我，慢慢地，他臉上的冰霜也化了，會回我一個淡淡的微笑。而這位大哥，就是現在和我熱絡稱兄的張大爺。
在幾十年的交往里，張大爺曾特意跟我說過“對不起”，為當年那句重話；我也笑著回他“莫關系”，為我當年的漠然。張大爺還喊他老婆給我做過“千層底”布鞋，農忙后會給我家送干花生和新碾的米；他甚至送過我一瓶瓶裝酒，可我實在不會喝酒，便找了個機會去他家，又把這瓶酒送了回去，還嘴硬說：“我今天新買的，你嘗嘗。”張大爺拿起酒瓶看了看，忽然笑了，說：“蔣大爺就搞虛把式！”原來，他早就在酒瓶不起眼的地方，寫了個小小的“禮”字，早把我這點小心思看穿了。
相視大笑后，我趕忙轉移話題：“那輛農用三輪車，好不好用？”張大爺立刻接話：“好用！起了大作用了，不管拉谷子還是拉農具，都安逸得很！”
天色漸漸暗下來，張大爺把木耙翻轉，調整好伸縮桿，開始把院壩里的谷子往一起攏。他的兒媳拿起撮箕，一撮箕一撮箕地把谷子舀起來，倒進旁邊的籮筐里；他的兒子則把籮筐上的繩子往扁擔兩頭一挽，扁擔上肩，穩穩地把裝滿谷子的籮筐挑進屋里。
站在張大爺家的堡坎邊，我抬眼望去，微風吹拂下，田野里的金色浪潮撲面而來。坡上坡下，挑擔子的、背背篼的，村民們來來往往，都在忙著收谷子。忽然，一陣響亮的吆喝聲劃破山野：“收谷子啦！”
收拾完谷場，張大爺拍了拍手上的灰，說：“蔣大爺，我們洗澡去，晚上回來弄點下酒菜！”我趕緊擺手：“張大爺，喝酒就算了，洗澡可以！”
兩人走到小河邊，脫了衣服就往水里跳，河水清涼，渾身的疲憊瞬間消散，依然像當年那樣痛快。我抹了把臉上的水，說：“張大爺，等新米出來了，我來買一背篼！”張大爺立刻瞪了我一眼，笑罵道：“蔣大爺，你爬喲，哪個要你的錢喲！”
秋天的小河水嘩嘩作響，淌著的不僅是清涼，更是藏在谷粒、新米里的情誼，還有這豐收季里最踏實、最暖心的溫度。
編輯：譚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