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源（綿陽）
作為一部長篇小說，欲意向人們講述一個怎樣的故事，這個故事的思想蘊含和主旨寓意又是什么，以及運用何種表現手法來進行講述？這無疑是作者和廣大讀者共同關心的話題。正是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筆者油然走進薛世榮創作的長篇小說《天佑燒坊》的內部裝載和深層肌理。總體上講，這部小說的作者站在民間性和個體化的立場，講述了從明代末年到清代初期，發生在主人公王秉正身上的一系列真實又平凡、生動而離奇的故事。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當一個普通的小人物置身于巨大的歷史變動中，任何難以預料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只有始終堅守善良的秉性、正直的靈魂，為人處世的實誠和謙遜，才能擁有幸福的人生。
將主人公的命運和人生，置于一個改朝換代、政權更迭的巨大歷史背景之下，無疑是這部小說最為顯著的特點。在王秉正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歷史正經歷著翻天覆地的巨變。那時正值明代末年，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攜帶勝利之師的威名，以秋風掃落葉式的猛烈攻勢一度占領北京，滅掉了長達數百年的大明統治。進京后的李自成，不是思考如何建立新的政權，以及如何鞏固得來不易的大好江山，而是成天忙于縱兵搶掠、血洗京城，弄得上下怨聲載道，很快失去了民心，后在吳三桂與清軍組成的聯軍合力進攻下，由北而南一路潰敗，在西安做短暫停留后，不得不再度退守于湖北地界，盡管大順軍為之付出了種種艱苦卓絕的努力，最終也無法擺脫覆滅的命運。作為新生的大清統治，在它發展的初始階段，同樣面臨著一個錯綜復雜的政治和軍事局面。在遼廣的北方大漠，有準噶爾連綿不絕的侵擾和搶掠，在偏居一隅的南疆，有吳三桂隨時隨地的反叛，再兼其所強制推行的嚴重損害漢人利益的民族與經濟政策，如把長江之南的漢人貶為最低等級的人、大肆高額收取各種苛捐雜稅、不留長辮便砍頭等，致使清初的社會局面處于民心難服和動蕩不安之中。
在這種歷史巨變面前，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只能被其不同程度的裹挾，王秉正先后兩次遭遇的人生波折和命運劫難，便是最好的證明。第一次是在陜西鳳翔的柳林鎮。王秉正的妻子孫氏，因為對李有德懷恨在心，便暗中勾結賭場江掌柜、黑龍寨的土匪，綁架了對方的獨子李法天，并向李家索要五千兩黃金的贖人費。為了營救李法天，王秉正把當年在童子軍里的多位戰友集合起來商量對策，決定星夜兼程、深入匪巢，經過一番驚心動魄的鏖戰，成功救出了李法天，但李有德也為此身受重傷，彌留之際只得將兒子托付給王秉正，激憤和悲慟之余的王秉正，在手刃了江掌柜后，用大火將謫仙燒坊化為一片灰燼，然后帶著李法天逃之夭夭。第二次則是在湖北西部的小城夷陵。因為廣幫船運總管的公子茍蛟，自從見到陳于珍的那一刻起，就覬覦對方的美色，欲強行占有。一日傍晚，正當茍蛟對陳于珍施行不軌之舉時，被住在隔壁的王秉正破門而入，直接飛起一腳踢向茍蛟的襠部，令其再也無法行男女之事。這件事情極其強烈地震怒了整個茍氏家族，王秉正等人也隨時面臨著被沉江的生命危險，幸得當年同為李闖王麾下的葉七暗中搭救，他們才免于一死。歷經數月的艱難輾轉，王秉正等一行四人終于抵達了左鈞的故鄉，位于涪江中流右岸的銅牟鎮，也由此開啟了他中年之后艱苦創業和幸福人生的康莊大道。
對主人公的酒里人生，或者說主人公與酒的一世情緣，抑或是對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酒文化的生動描寫，是這部小說的另一個顯著特點。盡管王秉正出生于晉中的一個質樸村莊，但由于祖祖輩輩的遺傳，他的生命便與酒具有天然之緣，在關中柳林鎮度過的那段難忘經歷，更加重了對酒的情有獨鐘。在抵達銅牟鎮后，王秉正先是準確選址，將酒坊建于一片荒蕪的江畔，接著是精心遴選木料、石料和找泥瓦匠，全力打造酒坊，然后是購買大量糧食進行酒品的釀制。在生產工藝方面，王秉正基本上是采用從柳林鎮學來的技藝，又根據蜀地偏暖的氣候條件和生產原料的特點，進行適度改進，其精心釀制的“謫仙燒”和“太白醉”迅速占領了整個銅牟鎮的銷售市場，成為當地百姓樂于品味的佳釀。在這個基點上，王秉正用更大的力度向外擴張，以拓寬營銷渠道、增加市場份額、擴大商品流通等切實有效的方式方法，將酒品的銷售陸續推向江油、綿州、平武、梓州、鹽亭、梓潼等地，再兼王秉正為人處世的實誠、善良、正直，并具有豐富的生產、營銷、管理經驗，從而使這兩種酒品成為遠近聞名、眾口一詞、津津樂道的美酒，最終創立了聲名遠播的天佑燒坊。小說正是通過這樣的描寫，令廣大讀者得以充分領略王秉正酒里人生的雄健風采，揭示了酒文化的特殊蘊含。這既是對普通百姓安居樂業生存現狀的真實書寫，又是對康乾盛世歷史圖景的藝術折射。
從藝術角度看，這部小說賦有新歷史主義小說的特點。新歷史主義小說的觀念認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實表現過去歷史，而且沒有一種解釋是最后的解釋，每一代人都有權利做出自己的解釋。對于已然遠去、不可重復的歷史存在，人們只有探尋一種新的敘述方式，強調歷史的文本性與文本的歷史性的相互交織，即被闡釋和編織的歷史；與此同時，也沒有一種歷史敘述是唯一的，人們只是選擇自己認同的某種被闡釋的歷史。
就這部小說的具體創作而論，作者所表現出的歷史觀的民間化、寫作立場的個性化、敘事手法的虛構化特征相當明顯。首先，作者選取的講述對象是一個普通的小人物，這樣的人物，無論是在巨大的歷史旋渦中，還是在開闊的現實社會里，我們都可以隨處覓得。這無疑是作者歷史觀的民間化和寫作立場的人性化的具體呈現。其次，是敘事手法的虛構化。就作者描寫的歷史背景而言，可能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和真實程度，但講述的歷史故事、塑造的人物形象、情節的依序推進和細節的精心刻畫，皆無不表現出濃郁的虛構色彩，令讀者無法在真實的歷史場景中找到。這是這部小說的藝術特點，又為我們打開了審美的想象空間。此外，作者在敘事時空的有效轉換和地方文化的有意連綴，特別是作者通過故事情節的生動描寫，將富于特色的綿陽地域文化，諸如綿州的三國文化、梓潼的文昌文化、鹽亭的嫘祖文化、江油的李白文化、平武的番漢文化等進行有益的藝術綴合，表現出應有的審美價值。
（作者系西南財大天府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