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自宋以來，“衣冠文物甲于東南”，大儒輩出，留下了大量的珍貴文獻。可惜這些文獻分散收藏，有的甚至已損毀，亟待搶救和整理。一直以來，寧波就缺少一部與城市地位相稱的大型地方文獻叢書。2020年，寧波市委、市政府決定著手編纂出版《四明文庫》。可以說，這是寧波有史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地方文獻出版工程，意義不言而喻。

　　  四明夙稱文獻邦

　　  自古以來，寧波被譽為“文獻名邦”。談起本邦文獻之富，歷代寧波學者莫不充滿自豪感。明代黃潤玉在《屢典文衡詩序》中說：“吾四明夙稱文獻淵藪。”他列舉學行純?nèi)Ⅲw用兼?zhèn)涠錾l(xiāng)邦者，“皆表表當時，不可以什佰計”。周應(yīng)賓在《重修儒學并置學田記》中亦云：“吾鄞為東南巨邑，文獻甲天下。”清代全祖望《湖語》云：“四明累世之文獻，莫與倫也。”寧波歷代的府縣志，多詳載地方經(jīng)籍書目。民國張壽鏞編纂《四明經(jīng)籍志》45卷，搜羅了近6000種文獻，余姚、寧海文獻還不計在內(nèi)，其數(shù)量堪稱浙東之冠。陳漢章在《編輯〈四明叢書〉商榷書》中感嘆說：“四明遺書毓富夥夠，非《臺州叢書》《永嘉叢書》《紹興先正叢書》之比。”

　　  寧波歷代文獻不僅數(shù)量大，而且質(zhì)量高，大家名著層出不窮，承載了寧波的文化精神。比如，南宋“四明學派”學者以“心之精神”為核心理念，袁燮認為“心”體現(xiàn)為一切社會行為，凡“立身施設(shè)”，皆是“心之精神”，種種文明成果都是“心之精神”積極運作的產(chǎn)物。寧波學者還喜標舉豪杰精神，明初學者方孝孺屢屢使用“豪杰”一詞，他所呼喚的豪杰，具有在學術(shù)上挽回頹瀾、開創(chuàng)新局的魄力。王陽明從地域上強調(diào)“吾越多豪杰之士”，呼吁豪杰之士改良政治，且“共明良知之學于天下”。黃宗羲倡導(dǎo)的“豪杰精神”突出文化創(chuàng)造之作用，凡屬民族文化各個領(lǐng)域的偉大創(chuàng)造，包括優(yōu)秀典籍文獻在內(nèi)，都是歷代“豪杰精神之所寓”的結(jié)果。無論是四明學派的“心之精神”，還是浙東學派的“豪杰精神”，都是寧波文化精神的有力脈動與精彩呈現(xiàn)。

　　  整理會通集大成

　　  寧波歷史上較大規(guī)模收集鄉(xiāng)邦文獻，大概可以從明初鄭真編輯《四明文獻集》算起。自此之后，寧波學者前赴后繼，于是有了永樂間李孝謙輯《四明文獻考》，成化間黃潤玉編《四明文獻錄》，萬歷間戴鯨輯《四明文獻錄》，明末清初張鳴喈輯《四明文獻考》。至清代，黃宗羲搜集《姚江逸詩》，李鄴嗣編輯《甬上耆舊詩》，全祖望不僅從《永樂大典》中輯錄本邦志書、先賢著作，還廣泛搜集詩歌文獻，輯成《續(xù)甬上耆舊詩》。之后，袁鈞、盧址、徐時棟、董沛、姚燮等莫不致力于地方文獻的搜集編刊。四明學者以其自覺的鄉(xiāng)邦文獻守護和建設(shè)意識，構(gòu)建了前后相續(xù)的文獻鏈，從而形成了令人稱羨的文化傳統(tǒng)。

　　  民國學者張壽鏞在四明藏書家的大力支持下，在對四明文獻存佚情況進行詳細調(diào)查的基礎(chǔ)上，博采廣收，編刊了《四明叢書》，這是寧波歷史上第一部郡邑叢書。陳漢章作序云：“此書出，而浙東之學彪炳于瀛寰，矜式于全國，奚翅為四明來學者有所興起哉!”《四明叢書》陸續(xù)刊出，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聲譽。陳漢章在致張壽鏞的信中盛贊：“為潛德發(fā)幽光，為浙東綿絕學。”張壽鏞以個人之力刊刻《四明叢書》前8集，共收書178種，1177卷，為民國郡邑叢書之最。

　　  盡管張壽鏞等學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四明叢書》收錄的寧波文獻僅是一小部分，遠不能滿足社會各界的需要。寧波現(xiàn)存的文獻數(shù)量，目前初步估算，截至清末，有2000多種(不包括家譜)，內(nèi)容龐雜，載體多樣，但大多未經(jīng)匯輯整理，未能充分綻放應(yīng)有的光彩。當年陳漢章認識到“零星小種，散見縹緗，士人或購求不易，或?qū)び[為難”，曾建議“集合校刊”。當代繼之而起的《寧海叢書》，分宋元卷、明清卷、民國卷三輯，收錄邑人及邑外人所著寧海文獻350種，開寧波編纂一邑叢書之先。《四明文庫》繼承了明清以來寧波先賢輯印鄉(xiāng)邦文獻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政府主導(dǎo)，學界聚力，由著名甬籍學者陳尚君擔任學術(shù)委員會主任，一批古典文獻學專家和出版家組成團隊，使大批珍稀的寧波古籍文獻萃為一編。《四明文庫》甲編擬收錄文獻800余種，集部文獻尤為豐富，其規(guī)模遠超《四明叢書》。其中不乏珍稀文獻，如天一閣收藏的明代王淮《抝齋詩選》、裘黼《期期草》、黃尊素《四書針》(殘本)等都是孤本。其中黃尊素《四書針》(殘本)為今人編輯的《黃尊素集》所遺漏。《四明文庫》聚珍薈萃，交出的每一份答卷，都是一次與歷史相伴的精神跋涉。毫無疑問，《四明文庫》作為寧波文獻史上的鴻篇巨制，具有集大成的性質(zhì)。

　　  張壽鏞編纂《四明叢書》時，采納夏啟瑜的建議，“用《四庫總目》例，提其要略，俾資參考”，這在郡邑叢書的編纂中不失為創(chuàng)舉。為拓展文獻普查、整理與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四明文庫》收錄的每一部古籍都撰寫提要，論作者之簡歷，述書籍之內(nèi)容，以及版本、收藏等情況，從而起到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的作用。《四明文庫》的紙質(zhì)版采取四色仿真印刷，充分呈現(xiàn)底本原貌，同時推出數(shù)字版、建設(shè)數(shù)據(jù)庫，為讀者的檢索查閱提供方便。從這一視角看，《四明文庫》是一項具有學術(shù)積累意義的出版工程。

　　  《四明文庫》廣泛涉及不同時代、類型、層級的文獻，其梳理難度可想而知。《四明文庫》的編纂過程，亦是清理與盤點文獻家底的過程。廣求善本，搶救文獻，是《四明文庫》義不容辭的使命。如過去出版的“宋元四明六志”，選用的是清代學者徐時棟的校本。《四明文庫》收錄的《寶慶四明志》《開慶四明續(xù)志》，則以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為底本，這在寧波出版史上尚屬首次。姚燮《四明它山圖經(jīng)》，過去只出版過天一閣收藏的三卷殘本，《四明文庫》首次從國家圖書館獲得完整的12卷抄本，這有助于研究姚燮對地志的貢獻，亦為研究鄞西歷史提供了難得的文獻資料。

　　  留下寧波“根”與“魂”

　　  由于年代久遠，歷經(jīng)兵燹水火摧殘，蠹魚蛀蝕，大量古籍文獻散失，幸存者亦有老化、破損之虞。如清張繹等編《疏浚郡河清冊》，有咸豐六年寧郡河工局木活字印本，但僅存的孤本已破損不堪，亟待修補，這一現(xiàn)象并非孤例。經(jīng)《四明文庫》之薈萃，大量深藏冷宮的珍貴文獻得以重新面世，使眾多古籍得到再生性保護。《四明文庫》將全景式地保留一座城市的歷史記憶，留下寧波文化的“根”和“魂”，為延續(xù)寧波文脈提供重要的載體。

　　  浙東學術(shù)是寧波文化最具影響力的根脈所在。著名史學家陳訓慈曾提出“近承”與“遠紹”的概念，謂“清代浙東之學，近承姚江性命之教，而遠紹兩宋儒哲之傳，兩宋三百年之間，大儒蔚起，浙東學者與中原相望，而永嘉、金華、寧波三處之學風為尤盛”。有鑒于此，《四明文庫》收錄了眾多一流學者的著作，舉起了浙東學術(shù)的一面大旗。如朱舜水在日本擁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四明文庫》全面匯集朱舜水的文獻，為浙東學術(shù)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寧波枕山傍海，港通天下，“海絲”文化發(fā)達，為浙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魂。《四明文庫》相對系統(tǒng)地反映了寧波的海洋文化，以及海絲之路重要發(fā)祥地的變遷和發(fā)展，為我國海洋文化、海絲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獻支撐。2009年，日本奈良更以“圣地寧波”為名，舉行了“日本佛教1300年之源流”的特別展，展出了眾多宋代寧波的文獻和實物資料。以寧波為“圣地”，從日本學者的眼光中，亦可反見出寧波文獻的重要價值和歷史地位。

　　  寧波悠久的歷史文脈孕育出深厚的地域性人文傳統(tǒng)，《四明文庫》為當代浙東地域精神文化的重構(gòu)提供重要的傳統(tǒng)資源。以文獻為載體的浙東空間場域的歷史書寫，將會釋放出無限的潛能。有了薈萃百家的《四明文庫》為基礎(chǔ)，當代人可以深入地對寧波的歷史、文化、文學、語言諸方面開展研究，汲取其優(yōu)秀成分，從而為當代的文化建設(shè)提供取之不竭的資源。可以預(yù)料，《四明文庫》的編纂出版，必將成為當代寧波建設(shè)的重要文化標識。值此《四明文庫》首批文獻出版之際，茲化用徐時棟“海國新添一新書”的詩句，以志其盛。(作者：張如安、袁志堅，分別系寧波大學教授、浙江省文史館館員，寧波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