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詩人吳惟信知名度不高，但他的《蘇堤清明即事》卻膾炙人口：“梨花風起正清明，游子尋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萬株楊柳屬流鶯。”詩雖短小，容量卻很大，從白天寫到日暮，既追思了“蘇堤”修筑者蘇東坡，又描寫了人們踏青的熱鬧，把清明節的西湖描繪得宛如人間天堂。

　　這不奇怪，連“欲斷魂”的唐代著名詩人杜牧清明日也不忘到“杏花村”里喝杯酒。不過，與掃墓、踏青、喝酒等構成古代清明節重要內容的，還有防疫。南宋詩人張炎《朝中措·清明時節》最后兩句“折得一枝楊柳，歸來插向誰家”告訴現代人，古人清明節還用“插柳戴柳”方式“防疫”。

　　唐代文學家段成式筆記小說《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忠志”條曰：“三月三日，(唐中宗)賜侍臣細柳圈，言戴之免蠆毒。”北宋孟元老史料筆記《東京夢華錄》卷七“清明”條謂：“清明節，尋常京師(開封)以冬至后一百五日為大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面造棗(食固)飛燕，柳條串之，插于門楣，謂之‘子推燕’。予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頭……轎子即以楊柳雜花裝簇頂上，四垂遮映……”南宋文學家周密《武林舊事》卷三“祭掃”條曰：“都城(杭州)人家，皆插柳滿檐，雖小坊幽曲，亦青青可愛，大家則加棗于柳上……”明代文學家張岱《夜航船》卷一說，“今小兒清明戴細柳圈”源于唐，目的是“帶之免蠆毒瘟疫”。

　　清代富察敦崇史料筆記《燕京歲時記》不僅交代清代人延續“戴柳”習俗，還引北宋教育家呂希哲《歲時雜記》闡述了“清明”定義及當日“戴柳”肇始者：“萬物生長此時，皆清凈明潔，故謂之清明。至清明戴柳者，乃唐高宗三月三日祓禊于渭陽，賜群臣柳圈各一，謂戴之可免蠆毒。今蓋師其遺意也。”其實，魏晉南北朝時，人們就已“插柳防疫”了。北魏農學家賈思勰《齊民要術》中就有“取柳枝著戶上，百鬼不入家”的說法。

　　古人緣何將“柳”當作防疫“神器”?東漢史學家班固《白虎通》卷四十三“崩薨”條引春秋《含文嘉》說：“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地位極低的“柳”卻代表了最低層老百姓心聲，作防疫“神器”群眾基礎強大;柳是春回大地的急先鋒，喜光、喜濕、耐寒，適應性和生存能力強，用它防疫寄托“生”的愿望;春天的柳枝確有藥用功效。東晉醫學家葛洪《肘后方》、唐代醫學家許仁則《子母秘錄》等諸多古代醫書對柳枝、柳葉、柳絮、柳芽的醫藥作用均有記載，唐代醫學家王燾輯錄的《外臺秘要》介紹得更具體：“每朝楊柳咬軟枝頭，蘸藥揩齒，香而光潔。” 看來，古人清明“插柳戴柳”防疫包含了復雜的情感意蘊。

　　清明是二十四節氣之一，但它帶有節日的氛圍。早在先秦時期，先民便形成一套適應季節變化的“月令制度”，踏青、蕩秋千、踢蹴鞠、插柳戴柳等可視為古人在大自然發生季節轉換過程中，對大自然的一種積極回應。

     編輯：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