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西考古博物館主辦的“考古的溫度——山西‘十三五’考古成果展”，精選387件(套)文物，分為“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4個單元。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考古人青燈黃卷、跋山涉水的故事。

　　探索人類起源奧秘

　　步入序廳，藍色背景板上星光點點，每顆星都代表一項考古成果。星空之下，考古工作者開展田野發掘的剪影令人動容。

　　“十三五”期間，山西共實施228項田野發掘工作，揭露面積達21.4萬余平方米，完成3000余件青銅器、牙骨角器、玉石器、陶瓷器的保護修復。

　　背景板前，靜立著大同平城北魏墓出土的石燈，燈上雕刻蓮花、忍冬、伎樂人物、龍紋，是平城藝術的精湛之作。“點亮我，溫暖你，這件展品與展覽主題完美契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劉巖說，“不同于一般的文物精品展，這次展覽將考古人與他們的工作成果鏈接在一起，展現了一幅考古工作者的自畫像，讓觀眾看到文物背后考古人的熱情與堅守，感受到考古的溫度。”

　　展廳前有一孔古老的窯洞，這是從呂梁離石信義遺址搬遷回來的，距今已有4500年歷史。走進窯洞，便開啟了一場探索歷史之旅。

　　“十三五”期間，山西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重點圍繞早期人類起源、人類行為及其適應方式和現代人起源等問題展開。展覽第一單元“延伸了歷史軸線”，主要展示了西侯度遺址、丁村遺址、大同李汪澗遺址等最新研究成果。

　　在襄汾丁村人牙齒化石展柜前，不少觀眾細細端詳。這顆鏟形的牙齒為左側中門齒，齒根從齒頸線到根尖逐漸變細，整體形態特征與現代人的牙齒相近，是考古人員在距今12萬年的砂礫層中發現的。

　　“丁村遺址出土的人類頂骨和牙齒化石一共只有5件，非常珍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古人類研究所副所長石曉潤介紹，化石反映了古人類演化、遷徙等方面的信息，也可作為舊石器考古學判斷年代的依據。

　　10余萬年前，遠古丁村人生活在汾河兩岸，以角頁巖礫石為毛坯生產石器，用三棱大尖狀器、刮削器、石球等獵取野生動物為食。展廳里的石器拼合組揭示了丁村人制作石器的工序。“這些石片出土于同一地點，可以拼合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整體，可能是打制三棱大尖狀器剩下的殘片。”石曉潤介紹。

　　獸骨、三角尺、游標卡尺……大同李汪澗遺址考古成果展柜呈現了考古人的工作臺：電子秤上放置著需要稱重的石器，便利貼上寫著未完成的工作事項，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記錄著信息。

　　“考古工作者一年近300天都在野外，要是沒有強烈的熱愛和堅定的學術信念，真的堅持不下來。”石曉潤說。

　　新石器時代石雕蠶蛹。山西考古博物館供圖

　　展示燦爛仰韶文化

　　第二單元“增強了歷史信度”，重點展示夏縣師村、臨汾桃園、偏關天峰坪、絳縣西吳壁、夏縣東下馮、聞喜千金耙等地的最新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反映了距今7000-3300年黃河中游地區的璀璨文明。

　　放大鏡下，夏縣師村出土的石雕蠶蛹栩栩如生，這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石雕蠶蛹之一。“晉南地區是仰韶文化發源地之一，在山西夏縣師村和西陰等地發現的石雕蠶蛹和桑蠶繭，不僅表明晉南先民很可能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就已掌握養蠶繅絲技術，也表明晉南是中國絲綢的發源地之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華夏文明研究所所長張光輝說。

　　一個小朋友站在電子屏幕前體驗文物修復，用手指拖動碎片，拼合成一件新石器時代的彩陶甕，再根據個人喜好選擇陶甕的花紋、顏色。

　　據介紹，這件彩陶甕的原型出土于臨汾桃園遺址。這是位于山西南部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以仰韶文化遺存最為豐富和典型。仰韶文化彩陶廣泛使用連續和對稱的圖案，流行紅黑反襯的表現手法，題材多樣。晉陜豫交匯地區盛行的花瓣紋彩陶，繪有成組的花、蕾、葉等，被稱為“華夏之花”。

　　生活在黃土高原的先民，創造了土構和石構兩種建筑形式。展廳中展示了臨汾桃園發現的大型五邊形土構房址模型，有專家認為這種房屋可能是公共活動場所。“以前推測五邊形房屋的大小可能與聚落大小有關，但近來發現同一個遺址中存在大小不同的五邊形房址。這類房址的功能和意義是什么，還需要繼續探索。”張光輝說。

　　考古人員還在臨汾桃園、離石德崗發現大量炭化粟、黍種子和石斧、陶刀等農業工具，表明距今5500年左右，山西已形成以粟作為主的成熟農業形態。

　　春秋時期銅鼓座。山西考古博物館供圖

　　闡釋山西中原化歷程

　　商周秦漢時期是中國早期國家向大一統帝國發展的關鍵階段。山西經歷了晚商方國對峙、晉國稱霸春秋，再到秦漢的天下一統。展覽第三單元展出了聞喜酒務頭、翼城大河口、襄汾陶寺北墓地等出土的文物，這些考古發現，闡釋了山西地區中原化歷程，深化了對中國古代國家發展的認知。

　　展廳里，襄汾陶寺北墓地出土的3組春秋時期青銅器引人注目。“銅豆的捉手紋路細密，銅壺的花紋繁而不亂，銅鑒體積很大器壁卻很薄，這些都反映出當時工匠的高超技藝。”山西考古研究院晉文化研究所所長武俊華介紹。

　　春秋中期，晉文公敗楚師、盟諸侯，開創了晉國長達百年的霸業。晉國政治經濟實力雄厚，青銅鑄造業十分發達。襄汾陶寺北出土的銅鼓座、鏤孔銅豆等，代表了當時青銅器鑄造技術的最高水平。

　　展廳里的觸屏互動設備帶領觀眾“親臨”考古現場，重溫襄汾陶寺北墓地一座貴族墓葬的發掘過程。跟隨指引深入墓室，一件件文物鋪陳在眼前。“這是春秋時期的銅鼓座，點擊屏幕放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蟠龍上的蟠螭紋。”武俊華在互動設備上為記者演示。通過熱點按鈕，還可以對比觀看文物出土時的原始形態和修復后的完整面貌。

　　一個展柜的上下兩排，分別放置著朔州后寨墓地出土的兩組器物。上排的5件陶罐體積小，底部“三足鼎立”，具有典型的北方游牧文化特征。下排的4件陶壺體積較大，底部平坦，屬于中原農耕文化代表性器物。

　　“朔州是漢王朝抵御匈奴南下的戰略要塞。后寨墓地里不同風格的文物并存，反映了北方邊境地區的文化交融。”武俊華說。

　　呈現鮮活地方史畫卷

　　北朝至明清時期，中國經歷了兩次民族融合高潮，最終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山西是北朝核心統治區域、大唐龍興之地，也是宋元時期北方經濟文化重心、明清晉商大放異彩的舞臺。展覽第四單元匯聚了北魏平城、新絳窯頭、河津固鎮等地出土的文物，展示了一幅幅鮮活的歷史畫卷。

　　北朝考古的重要發現集中于大同北魏平城遺址。北魏定都平城前后，為填補京畿戶缺，多次進行移民，平城逐漸成為4-6世紀中國北方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展廳里的文物再現了北魏平城多元文化交融的圖景：大同云波路出土的金下頜托，具有濃厚的薩滿教色彩;天泰街出土的陶俑，身著鮮卑風格服飾;賈寶墓出土的四神圖像、魏碑書法，體現了中原漢文化。

　　唐代至元代，山西制瓷業空前發展，在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興縣西磁窯溝北宋窯址出土的瓷器，讓人眼前一亮。劉巖介紹，這類釉下赭彩裝飾的“柿色彩”瓷器，在外觀上明顯區別于北方地區同類產品，顏色濃艷鮮亮，紋飾自由灑脫，表現出鮮明的地域風格。

　　宋金時期，河津因靠近政治中心開封，經濟繁榮，瓷器生產達到鼎盛。河津固鎮瓷窯址的發掘是中國陶瓷考古的一次重要發現，入選201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展柜里陳列著河津固鎮出土的金代瓷枕，以剔花填黑技法飾花卉紋，黑白相映，氣韻生動。

　　明代實行封藩制，始封山西的有晉王朱棡、代王朱桂、沈王朱模。長治史家莊墓地出土的琉璃儀仗俑，墓主人是沈王家族云和郡國的奉國將軍朱恬鰠。這組琉璃儀仗俑由門神、武士、伎樂等人組成，再現了明代王族出行的盛大場景。

　　劉巖介紹，“十四五”期間，山西考古將繼續圍繞“考古中國”“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晉南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研究”等重大課題深入開展工作，加大田野考證力度，深化多學科合作，強化成果轉化和價值闡釋傳播，講好山西故事，講好中國故事。(付明麗 閆雨婷)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2年03月15日第07版)

　　編輯：譚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