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一度只在建筑和文化圈立名的梁思成、林徽因，近年來，時常以特殊的方式進入大眾視角，與之相關的傳記奪人眼球、琳瑯滿目，或是刻意重塑或是選擇性放大著另外一對似是而非的梁林夫婦。而這本《梁思成與林徽因》則獨辟一徑，梁林之女梁再冰的口述、孫輩于葵的執筆，不僅真實回應了那些奪人眼球的傳聞軼事，更讓我們得以走近那對在槍林彈雨的戰爭年代和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建設時期，仍然執著堅守著理想和信念的“山河之子”。

　　“建筑師”是梁林夫婦一生最為珍視的標簽。從林徽因隨父出訪歐洲接觸建筑學，到梁林二人共同留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從回國組建東北大學建筑系，到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奔波于各地考察古建;從重回北京定居提出首都建設“梁陳方案”，到參與設計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梁林夫婦對建筑事業的矢志不渝，用梁再冰老人在書中的話來說，可謂是“熱忱終生”。也正因為此，梁林夫婦借用了中國第一本建筑規范書《營造法式》的作者“李誡”的名字，為幼子取名“梁從誡”，意指要永生追從建筑事業。

　　在林徽因逝世后，梁思成親手將“建筑師林徽因”這幾個字銘刻在了林徽因的墓碑上，而事實上，從抗戰爆發后到新中國成立前昔，林徽因已經十余年沒有真正參與和建筑相關的工作了。面對梁思成常年奔波在四川、山西等地考察古建，她總是不得不退居“幕后”，心甘情愿當起“煮飯婆”，“一人承擔所有的家務”，就連從昆明西遷徙宜賓李莊半個多月的旅程，也是林徽因一個人拖家帶口獨立完成的。就如同書中節選的林徽因與好友的信件所寫：“我每日一起床就開始灑掃……在困難的三餐中間根本沒有時間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渾身痛著呻吟著上床，這就是一切。”

　　如此辛苦操勞家務的林徽因與流行文化里大家閨秀的浪漫小姐大相徑庭，在最困難的時期，林徽因的命運又何嘗不是廣大知識分子的普遍命運。在《梁思成與林徽因》中，梁再冰多次提到父親的好友“童寯伯伯”，而在童寯孫媳張琴記敘的《長夜的獨行者》中，也提到了一段相似的經歷：“童寯曾經為自己刻過一枚私章：童寯建筑師。然而去世時，他放棄建筑師的職業已30多年。”但即便是忍痛割舍了最鐘愛的事業，轉而以柔弱之肩扛起繁重家務，林徽因也總是能夠“苦中作樂”，就像收錄書中的一系列彌足珍貴的照片，無論是躺臥在病榻還是寄居在清苦的農舍，林徽因幾乎都是滿含微笑，就像漢學家費慰梅在她所著的另一本《林徽因與梁思成》中寫到的——是巨大的幽默感支撐著他們的勇氣。

　　無論是梁思成還是林徽因，淵源的家學都是塑造他們獨特人格和人生履歷的共同特質。跟隨梁再冰的敘述，如果沒有16歲那年隨父親林長民出訪歐洲列國，可能就不會有林徽因“接觸歐洲文化并深受影響”，也不會有他對英國人普遍愛好的“下午茶聚”的濃厚興趣，以及在之后的人生旅途中，無論多么艱難多么困頓，都幾乎從未停辦過的“梁家下午茶”和“星期六下午茶聚會”。

　　同樣，作為維新變法領袖的梁啟超，在教育梁思成等子女時，也無時無刻不傳承著他的中西文化融合思想，一邊是每晚六點半梁啟超總會對孩子們侃侃而談他的國學研究，還會親自開辦“家庭國學講堂”;另一邊是他“鼓勵年輕人走出國門”，也“一直有送兒女們出國留學的計劃”。特別是每每到了人生的關鍵節點，梁啟超的書信總會有如一盞引路明燈，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為他們撥云見日。比如新婚旅行時，梁啟超提醒梁思成“你們學此一科，不到歐洲實地開開眼界是要不得的”;又如東北大學建筑系籌建時，梁啟超又極力推薦他們參與其中，因為“有志氣的孩子，總應該往吃苦路上走”;再如學成回國時，梁啟超還是苦口婆心道“我怕你因所學太專門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乎單調，太單調的生活，容易厭倦，厭倦即為苦惱，乃至墮落之根源”。之后，梁思成作為中國第一代建筑教育家，一直奉行“東西營造方法并重”，“嘗試著將西方建筑史和中國建筑史融合”，究其源頭，自然是離不開梁啟超對子女在青少年時期的耳濡目染。正因為此，梁思成化用父親梁啟超“飲冰室主人”的號，為作者取名“再冰”，既是紀念先人，當然更是寄希望梁啟超“博采中西”的先鋒精神，能在后世兒女中綿延發揚。

　　一方面是以“親述”的口吻還原梁林本相，另一方面，對于坊間獵奇的梁林往事，梁再冰也以毫不回避的姿態作了回應。比如，關于林徽因和徐志摩，梁再冰寫道：“媽媽始終尊重和感謝這位兄長式的‘老師’……但是她始終沒有對這位當時已經娶妻生子卻不滿自己婚姻的青年的追求作出回應。”又比如，關于梁再冰和繼母林洙，書中涉及不多的筆墨均以“繼母林洙同志”稱之，也留下了諸如“她一個人的負擔太重了”這樣的體諒之語。

　　俗話說：“大浪淘沙始見金”。在歷史的漫漫長河中，喧鬧和浮華的都將被洗盡，淳樸而本真的則必然得到沉淀。正如梁思成和林徽因，歷史當然不會因為奇崛八卦而遮蔽他們對建筑事業、舊城保護和建筑教育事業的卓越貢獻，也必將銘記住他們那些曾經燦爛、曾經艱難、曾經彌足珍貴的生命痕跡。(易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