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開歧（三臺）

　　我曾兩次應邀參加東北大學校慶，同東北大學師生交談時，聽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抗戰時期流亡的東北大學，如果沒有三臺的接納，東北大學就沒了。”

　　東北大學校友徐放說：“什么都可以忘，抗戰時三臺人民對我的養育之恩不能忘，東北大學能保存下來多么不容易啊。”

　　我在三臺聽得最多的一句話：“東北大學內遷三臺，為三臺人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為三臺人，我覺得先輩們為子孫后代做了一件最長臉的事，就是在國難當頭，接納了流亡的東北大學。

　　坐落于沈陽的東北大學，自1923年建校至今100年了，最難忘懷的，卻是在相隔千山萬水的四川三臺，他們度過了8年艱難而輝煌的歲月。

　　東北大學創辦于1923年，是東北第一所大學。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東北三省，東北大學向祖國內地流亡，北平、開封、西安，一路輾轉，暫作休整，修復創傷，怎奈抗戰事態緊急。特別是1937年春天之后，日寇兵臨潼關，西安告急，有著少帥張學良背景的東北大學成了“孤兒”，何去何從，無人可問。

　　此時，有人主張停辦解散，有人主張遷往邊陲青海……時任東北大學代理校長臧啟芳深知，東北大學流放青海的命運，可能已成定局，可他又不愿見東北大學就此斷送，于是悄悄派法學院院長李光忠揣著公函前往四川，探尋東北大學的生存之路。

　　李光忠的四川之行不順利，接二連三遭到婉拒。就在幾乎無功而返時，他猛地想起四川還有個三臺縣，就抱著最后一線希望到了三臺。

　　三臺，這座曾經輝煌一時的古城，因戰亂和饑荒，日子也不好過，就在當年，還是“春旱連夏旱，災民達30萬人”，不少種田的農民選擇外出逃荒。

　　時任三臺縣長的鄭獻徵反復閱讀著公函。他知道這一張紙的分量有多重。他是讀過大學的，知道大學的價值，特別是有著特殊歷史背景的東北大學。要拒絕，一句話就可以打發走的。可是，一所名牌大學就這樣消亡，又于心何忍。他更知道，重情重義的三臺人，雖然面臨大災大難，但分得清是非黑白，懂得起知識是民族的希望，80多萬人的大家庭，是否可以添幾百張嘴巴？莽莽黃土地，還擺不下幾百張課桌嗎？

　　李光忠得到肯定答復，立即電告臧啟芳。

　　1938年3月，春雨濛濛的傍晚，500余名東北大學師生，告別古都長安，擠上了開往寶雞的一列火車。從寶雞下車，攀藤附葛翻越秦嶺，身臨其境地，飽嘗了詩仙李白的“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的滋味。再繞漢中，經蜀棧南端川北門戶之劍閣，輾轉到達三臺。

　　1938年4月23日，500余名東大師生邁著整齊的步伐，精神抖擻地進入街道整潔的三臺縣城，只見全市商家店鋪懸旗志賀：“歡迎東北大學遷三臺！”

　　3000人的歡迎大會，盛況空前。三臺各界人士歡迎東北大學師生歷盡千辛萬苦，長途跋涉，翻山越嶺來到三臺，播撒文化種子，為古城帶來勃勃生機，這是三臺之幸！三臺雖然貧窮，但三臺人民會把你們當成自己的親人，請你們把三臺當成自己的家！

　　臧啟芳校長答謝道，東北大學既是東北人民的大學，也是三臺人民的大學！

　　臧啟芳當場指揮東北大學師生齊聲歌唱《五月的鮮花》，緊接著3000人齊聲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侵略者趕出去！”

　　一個小小的縣城，轉瞬間，一所大學“從天而降”。

　　內遷三臺的東北大學，借得舊試院及杜甫草堂一部分和潼屬聯立中學一角，開始復課。師生們面對此情此景，腦海里涌現出詩圣杜甫憤世愛國、顛沛流離的歷史畫面，與今天因抗戰流亡讀書的現實情景交融，真是歷史的巧合。

　　當時三臺，既無電燈，又無自來水。

　　沒有電燈，則以桐油燈為照明工具。用土碗或專制的土陶燈盞盛上桐油，將棉線搓成的燈芯子浸入油中，即可點燃并獲得一線光明。可是，桐油燈燃燒時煙子特多，又濃又黑，凡挑燈夜讀者，鼻孔及臉均被熏黑，極像戲里的黑面包公。

　　所有學生，不分年級高低、貧富貴賤，一律住在校內，共度艱難歲月。

　　東北大學于1938年3月內遷三臺復課，1946年暑期遷回沈陽，在三臺整整經歷了8個冬夏春秋。

　　這8年，正是抗日烽火燃遍中華大地的八年，三臺人民從東北大學的內遷，看到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血腥罪行。三臺人民更從東北大學師生的流亡生活，知道了有國才有家。三臺人民同東北大學師生一起，用滿腔熱情共同書寫了抗戰文化的華彩篇章。

　　一批知名教授、學者相繼來到內遷三臺的東北大學，讓三臺這座后方小城群英薈萃。

　　被譽為“清史研究第一人”的蕭一山、“國學大師”蒙文通、以寫《李自成》而聞名中外的姚雪垠、“中國現代政治家”蕭公權、“中國近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金毓黻、還有深受學生敬仰的一對伉儷董每戡與馮沅君、為我國教育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的李季偉……他們的到來，極大地增加了這座四川小城的文化含金量。

　　東北大學內遷三臺，全校師生心里裝著家國情懷，不僅通過幾十種壁報、期刊進行愛國主義宣傳，還有不少熱愛戲劇的志士仁人組成各式戲劇團體，把我國一批優秀劇目奉獻給了三臺人民。如1944年成立的實驗劇團，先后演出了《北京人》《日出》《家》《祖國在召喚》《霧重慶》等，極大地喚起了廣大民眾支援抗戰的愛國主義覺悟。同時，為三臺培養了一批戲劇人才。

　　影響較大的是，1943年和1944年在三臺舉辦的兩次全國性木刻版畫展，先后展出了著名版畫家李樺的《召喚》、刃鋒的《嘉陵江上》、王琦的《戰斗的原野》、野夫的《從敵戰區搶回來的特產》、陳煙橋的《魯迅與高爾基》、謝梓文的《青紗帳里》《我們在太行山上》……兩次共展出140余幅作品，三臺人大飽眼福。

　　東北大學師生，在三臺期間，一批知名教授主動到三臺縣的中學兼課，并協助地方辦學。還組織并輸送有志青年到抗日前線對敵作戰和解放區參加革命工作。

　　三臺人民一致公認，東北大學是一所非凡的學校，在流亡中克服重重困難和各種壓力，努力實踐“知行合一”的愛國主義教育思想，培養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

　　東北大學內遷三臺，讓這座偏遠的后方小城，成為了抗日救國的前沿陣地。

　　當抗戰進入最關鍵時刻，為適應戰事，必須補充有一定文化素質的兵源，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倡議，于1944年7月，三臺縣200多名由大、中學生組成的青年遠征軍，登上了從新津飛往印度蘭伽集訓基地的飛機。這批遠征軍中，就有東北大學的學生。

　　在這場關系著國家和民族危亡的抗日戰爭中，為了延續民族的血脈，三臺人民接納了流亡的東北大學。為了抵御外來侵略者，三臺人挺起了不屈的脊梁，凝聚成了捍衛國家和民族的中流砥柱，為后輩兒孫留下了世代相傳的歷史記憶，樹起了一座愛國主義的傳世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