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能動司法引領，共繪多元解紛新“楓”景

　　——人民法院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積極推動調解工作融入訴源治理大局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法治建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依靠群眾智慧力量，及時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人民調解這道“防線”將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成訟之前，為人民法院抓實“公正與效率”提供了有力支持。

　　調的是矛盾糾紛，解的是民意民心。2022年，全國人民調解委員會和人民調解員調處各類矛盾糾紛1494萬件(含人民法院委派委托人民調解成功675萬件)。全國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和人民法庭扎實履行指導人民調解法定職責，加強與司法行政機關和調解組織的協調配合，推動調解工作扎實有效開展，推動訴源治理取得良好成效。

　　深入基層，創新機制——

　　主動延伸司法服務，著力推動訴源治理落地見效

　　掃描“浙江解紛碼”，就進入了浙江省矛盾糾紛化解的線上第一道入口。糾紛產生后首先推送到平臺，由社會調解力量先行化解，調解成功的促成即時履行，也可以依法申請司法確認，調解不成的傳至法院立案。

　　在這個平臺上，法官不僅僅是法官，還是“調解指導員”“社會綜治員”“矛盾消防員”……

　　目前，這枚小小的二維碼訪問量已達1599.56萬人次，提供智能咨詢92.5萬次，調解案件327.59萬件，調解成功率51.04%，將大量矛盾糾紛化解在前端。

　　這只是全國法院主動融入綜治格局、建立分流化解路徑、積極配合相關職能部門聯調聯動的生動縮影。

　　2018年至今，全國法院累計在線調解糾紛5011.6萬件;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個工作日有6.5萬件糾紛在線調解，每分鐘有85件糾紛成功調解在訴前。

　　法院，不僅是案件的審理者，也是延伸審判職能，做實調解指導職責，成為源頭治理和多元解紛方案的提供者。面對“不能成為‘訴訟大國’”的時代命題，人民法院給出了“加強訴源治理”的解題思路。

　　要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必須推動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前端化解、關口把控。

　　近年來，各級人民法院以新時代能動司法理念為指引，在貫徹“調防結合、以防為主”方針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訴源治理，深化訴調對接，提升調解質效，促進矛盾糾紛源頭化解、就地實質化解——

　　“不增編、不建房，一根網線一塊屏”。浙江法院大力推進“共享法庭”建設，以實體化場所為支點，以數字化平臺為依托，將司法觸角延伸到鎮街、村社等社會治理的最末端，把指導調解、化解糾紛、線上訴訟、普法宣傳等司法服務送到群眾家門口，將矛盾糾紛預防在苗頭、化解在鎮街。

　　內蒙古法院將協商、評估、調解、訴訟等解紛方式有效對接，將委派調解、司法確認、立案、速裁快審等流程貫通起來，將更多符合條件的人民調解員、行業性專業性調解組織、律師納入特邀調解名冊，形成縱橫聯動、開放融合、集約高效的糾紛解決網絡。

　　重慶法院為全市1093個鄉鎮、街道、園區、重點企業等選配聯系法官，通過定期向街鎮黨委政府和園區管委會推送當地案件情況，依法參與重大案件、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調處，對村社“兩委”、人民調解員進行培訓指導，對企業經營進行法律風險提示等，拉近與群眾的距離，厚植司法根基，推動基層社會治理在法治軌道上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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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把訴調對接的“調”繼續往前延伸?人民法院調解平臺進鄉村、進社區、進網格，是促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創新舉措。

　　黑龍江省綏北人民法院轄區覆蓋哈爾濱墾區、綏化墾區、北安墾區的35個大型國有農牧場，分布在黑龍江省6個地級市、27個市區縣轄區。如何在點多、線長、面廣的轄區積極參與墾區訴源治理，讓矛盾糾紛從源頭預防、在前端化解?

　　綏北人民法院在綏化市北林區院機關、哈爾濱市香坊區青年法庭、黑河市北安法庭設立3個矛盾糾紛調處中心，在另外11個人民法庭設立矛盾糾紛調處站，在轄區沒有法庭的24個農牧場設立矛盾糾紛調處室，實現“中心、站、室”三級縱向聯動，助力人民法院解紛力量進到農場最基層。同時吸收各種解紛元素，在矛盾糾紛調處中心為公安局、檢察院、信訪辦、農牧場等部門設立窗口，積極構建符合墾區特點的矛盾糾紛調處網格。

　　湖南省瀏陽市人民法院創新發展調解平臺“三進”工作法，各鄉鎮(街道)積極參與設立訴源治理工作站，法院會同司法行政機關將調解室搬進各村(社區)，并派出法官與專職調解員入駐工作站、調解室及物業、道交、醫療、食藥品等專業性矛調中心，選派干警擔任微網格長，形成“市—鎮—村—支—微”五級調解體系，實現瀏陽民事收案連續三年下降。 下轉第四版 上接第一版

　　海南省?？谑忻捞m區人民法院靈山人民法庭進一步將解紛關口前移，依托“鄉村法治服務中心靈山工作站”，引入訴訟服務“遠程柜臺”，采取創新的“智能化本地終端+遠程訴訟服務人員全流程在線”的模式，當糾紛發生時第一時間向當事人所在的村人民調解員精準線上推送調解，調解成功后需要司法確認的，直接推送給法庭的包點法官對調解協議進行司法確認，實現糾紛解決的智能化、一體化。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積極探索以人民調解為基礎，依托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的“三調聯動”多元化解工作機制，會同司法行政機關積極推動人民調解與法院、綜治、公安、信訪、民政、國土、勞動、建設等矛盾糾紛較集中的主管部門的銜接，引入援調聯動、訴調銜接和訪調對接，探索制定“公證+調解”“調解+仲裁”“調解+司法”“調解+行政復議”等組團式化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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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了解，2022年，納入全國法院特邀調解隊伍的人民調解員調解成功案件675萬件，人均年調解成功案件82.2件。

　　拓展領域，服務大局——

　　強化專業領域調解指導，不斷拓展訴源治理“朋友圈”

　　推動調解工作發展，關鍵在人。

　　一方面要落實調解工作培訓指導職責，提升調解員素能;另一方面要推動解決調解人員數量短缺、結構單一等問題。調解工作的高質量發展，還需要廣泛凝聚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力量資源。

　　發揮律師、民辦非企業等調解組織的作用，能否通過市場化機制實現?

　　2021年7月，經最高人民法院同意，杭州成為全國法院市場化解紛機制試點城市。試點以來，在杭州市委領導下，各部門緊密協同，依據《杭州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及試點工作方案，以有償調解方式，充分激發律師、民辦非企業調解組織等專業法治力量參與訴源治理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買賣合同、金融借款、知識產權……這些涉案金額較大、專業程度較高的案件能否交給專業的調解組織?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杭州市司法局、市貿促會聯合出臺規范文件，配套細化23項機制，對市場化案件來源、優化分流規則、專業解紛組織的培育和行為準則等重點方面予以規范。

　　目前，杭州市律師協會成立全國首家以律師為主體的專業調解組織“杭州律諧調解中心”，招募36名執業三年以上的律師擔任專職調解員;全市60家律師事務所設立調解工作室，指派1100余名律師擔任兼職調解員;全市15家以調解為業務的民辦非企業組織，聘任500余名專職調解員，三類調解主體積極對接全市市場化解紛工作點位，打造主體多元、充分競爭、有益互補的市場化調解格局。試點以來，成功化解糾紛4.68萬件，調解成功率達到40.55%，解紛平均用時22天，為當事人節省糾紛解決成本1.5億元。

　　專業糾紛專業調，行業糾紛行業解。

　　近年來，人民法院以民間糾紛等傳統領域矛盾糾紛為重點，回應經濟社會專業化、行業化發展和新興業態發展需求，切實加強勞動爭議、金融、知識產權、建工、新興業態、互聯網等行業專業領域調解指導工作，推動矛盾糾紛化解在小、化解在前。

　　醫療糾紛情況復雜、專業性較強，如何維護各方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和諧?

　　四川省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積極推進醫療糾紛訴源治理，推動構建黨委領導、政府主導、市場運作、各方參與、專業調解、司法保障的預防化解醫療糾紛的“保調賠防訴”新機制，患方及家屬只需進一扇門(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找一個人(專業調解員)，就能快速一站完成糾紛調解、責任鑒定、保險賠付、司法確認或訴訟等全程。機制運行以來，實現了“促進社會和諧黨委政府滿意、快速化解糾紛醫療機構滿意、賠款及時到位患方滿意、項目持續盈利保險公司滿意、訴訟案件減少人民法院滿意”的雙贏多贏共贏。

　　各金融機構標準不同，金融秩序如何規范?

　　云南省昆明市盤龍區人民法院全面提升法院與銀保監機構對接渠道，與盤龍區銀行保險業人民調解委員會、云南省銀行業協會、云南省保險行業協會共同成立“金融糾紛矛盾調處中心”，加強各專業解紛力量溝通聯系，指導轄區金融機構制定統一的糾紛調解流程及辦理尺度，推動形成“法院定標準、業內先調解、機構相銜接”的金融糾紛調處工作格局。

　　道路交通事故糾紛法律關系復雜、化解難度大，如何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雙贏?

　　吉林省公主嶺市人民法院環城人民法庭集中處理涉道路交通事故糾紛案件，構建“專業調解隊伍+律師兼職調解隊伍+行協學會”協作調解模式，在調解過程中，引入專業法官、吉林省保險協會、長春市法學會保險法研究會和公益律師提供網上咨詢和遠程指導服務，實現線上面對面連接對話，一體協同開展調解工作。試點運行以來，公主嶺市道路交通事故糾紛案件調解成功率同比提高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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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將分散在省、市、縣、鄉各個層級的調解資源集約起來，更好發揮作用?

　　據介紹，最高人民法院已經與中央臺辦、全國總工會、中國僑聯、全國工商聯、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住房城鄉建設部、退役軍人事務部、人民銀行、原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知識產權局、中小企業協會等13家單位建立“總對總”機制，推動了勞資、金融、住房、城建、知識產權、道路交通等重點行業領域源頭治理和多元化解工作，為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退役軍人以及僑胞、臺胞等權益保障提供有力支撐。

　　記者了解到，截至2023年8月底，“總對總”合作單位共有30913家專業行業調解組織以及67545名調解員參與訴前調解工作，訴前調解糾紛255.07萬件，調解成功192.87萬件。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還將與中宣部國家版權局、中國殘聯等建立“總對總”機制。

　　因地制宜，一體解紛——

　　創新基層治理特色品牌，實現調解服務“全覆蓋”

　　大榕樹下，歌聲悠揚。

　　每逢“三月三”等少數民族傳統節日，在廣西寧明明江鎮洞廊村村口的大榕樹下，都會見到當地人民法庭干警開展山歌普法的身影。

　　廣西壯族自治區崇左市位于西南邊陲，是一個壯族居多、多民族聚居的邊境口岸城市。

　　涉邊疆、少數民族矛盾糾紛往往存在語言溝通障礙、民俗文化差異大等特點，調處化解難度較大。而崇左法院近三年訴前調解涉邊疆、少數民族矛盾糾紛成功率達到90%，平均調解時長不超過48小時，這是如何實現的?

　　邊境村落“都老”、“貝儂”、網格員、護邊員、邊防協管員等熟練掌握壯漢雙語，熟知邊境風土人情、民風民俗。崇左法院廣泛吸納這些調解力量，入駐人民法院調解平臺，實現了調解平臺對各邊境村屯和少數民族村全覆蓋。在口岸、邊民互市點，法院還引進越南籍人員或者熟悉越南語的客商作為特邀調解員，高效化解邊境貿易糾紛。

　　人民法庭制度起源于土地革命時期，組織體系覆蓋整個基層社會，是司法服務基層社會治理的最前沿，在全世界司法制度中獨樹一幟。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推動新時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要推動建立以人民法庭為重要支點的基層社會法治體系。

　　近年來，基層法院以及人民法庭立足專業優勢，與轄區司法所、派出所、矛調中心等對接聯動，加強業務指導，建立分流化解路徑，開展風險預警、矛盾排查、就地化解調解、訴調對接等工作，不斷提升基層矛盾糾紛化解能力水平，有力推動了基層社會治理創新。

　　——陜西省西安市未央區人民法院未央宮人民法庭主動融入黨委領導下的基層社會治理格局，通過聘請社區工作者、小區網格員、樓棟長為特邀調解員，積極嵌入“街道—社區—小區—樓棟”四級治理鏈條;從人民陪審員中擇優選出10名威望高、口碑好、群眾工作經驗豐富、矛盾糾紛調處能力強的鄉賢，組建“鄉賢調解團”，參與訴前、訴中、執前全流程的調解工作;聘請高校教授、商會會長、行業專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為特邀調解員，為調解工作引入外智外腦，提供智庫支撐，打造出由社區調解員+鄉賢調解團+專家智囊團組建而成的百人調解隊伍，讓解紛力量更加充沛、多元。

　　——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喜洲人民法庭堅持把司法實踐與民族文化深度融合，在關注民族習慣、尊重民族風俗的基礎上，尋找民族習慣與法律規定的契合點，探索地域化、民族化糾紛化解新路徑，打造了“金花調解”“大厘堂屋”“博士調解”等一批民族特色調解和品牌調解，實踐中又以“金花調解”為載體，創設了訴前委派調解、鄉紳鄉賢調解、網格人民調解等協同發力的“金花+N”多元解紛模式，形成了理念接軌、環境融合、效果凸顯的一整套糾紛化解體系，訴源治理取得實效，解紛效果明顯提升。

　　——浙江省象山縣人民法院石浦人民法庭主動融入漁區地域特色，由5名法官實行分區包干對口聯系指導，吸收漁業養殖、海洋捕撈等專業知識人員，以及漁政、市場監管等職能部門人員構建“海洋調解專家庫”，并邀請當地有威望、接地氣的“船老大”“海上老娘舅”加入特邀調解團常駐調解，為基層解紛提供專業便捷的調解指導。在偏遠海島設立“海島調解工作站”，指派1名資深法官駐點值班，幫助漁民解答生產作業中遇到的法律問題，進一步規范漁民生產活動，有效預防潛在糾紛發生。

　　——甘肅省山丹縣人民法院創設“寒旱薯草法庭”，在轄區8個鄉鎮及山丹馬場5個場部設立“農業法律門診”，邀請村主任、法務干部作為“門診聯絡人”，出現糾紛及時進行“問診”或“會診”。法庭融合轄區鄉鎮綜治辦、司法所、派出所、村委會等部門，建立“1+N涉農糾紛調處聯席會”，聯動化解土地糾紛13件，現場開展普法宣傳，引導農戶規范土地經營與流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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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優化人民法庭布局，全面激活司法服務“神經末梢”，主動融入城鄉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群眾的需求在哪里，人民法院的司法服務就跟進到哪里。

　　新征程上，人民法院將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以新時代能動司法推動訴源治理工作走深走實，為加快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貢獻法治力量。(記者喬文心)

      編輯：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