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倫理劇和都市情感劇一直是我國影視劇的主流類型。隨著現實家庭生活的變化和影視劇類型的再度細化，二者的界限有時也不那么分明，如今年熱播的《我們的婚姻》和《心居》等，就都不容易歸入單一類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合流”，凸顯了個體的角色多重性，例如女主人公作為女兒、妻子、母親被同時置于了舞臺前景。于是，影視劇中的母親形象也出現了新的特質。
《人世間》中的周母：往日時光的追憶
今年年初登陸央視的《人世間》，延續了《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金婚》等以家庭史講述社會生活史的優秀影視劇傳統。劇中李素華和金月姬、鄭娟和周蓉兩代四位母親，跨越了40年的歲月，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形象序列。其中最有觀眾緣的自然是周家母親李素華。素華完美符合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民間觀念對母親的期待：無私無我，將自己的愛徹底而又平均地給予每個孩子;勤儉賢惠，憑借著樸素的生存智慧將家庭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
大地女神，或者說“地母”，是文學藝術中最為古老也最為重要的女性原型之一。地母孕育一切、包容一切，每個人都能從她的身上汲取溫暖，在她的懷抱中安全地退回無憂無慮的嬰幼兒狀態。然而，大地女神如同自然本身，其孕育容納一切的力量也存在著非理性的暴虐的一面。正如女媧造人的神話中，女媧在勞累疲倦時便不再精心捏制，而是隨便用草繩沾上泥巴甩出小人兒。素華則是一位被滌除了非理性力量的“地母”，永遠博愛，永遠正確。鄭娟作為一個“寡婦”甚至是在那個時代有污點的女性進入周家，本是女神迸發非理性暴虐又或者是展現“時代局限”的時刻，編劇卻在此時讓素華進入了溫柔而深沉的睡眠。當素華再次睜開眼睛，也許是因為腦部損傷，也許是因為阿爾茲海默癥早期癥狀，總之她進入了一種混沌而天真的狀態。于是矛盾被輕輕地放下，既成全了鄭娟的美德，也升華了素華的幸福。
幸福也正是素華區別于影視作品中傳統的“地母”之處。勞動階級母親的偉大，在于無我無私的同時吃苦耐勞，因此塑造勞動階級母親形象的重點便在于“苦”：母親如何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含辛茹苦地哺育兒女操持家庭;同時因為生活長期困苦，勞動階級母親的個性氣質往往沉默、內向、堅韌，比如鄭娟。然而，素華是快樂而幸福的。劇集賦予了她東北人民活潑外向樂觀開朗的性格，周家良好的出身和經濟狀況也讓她擁有安定的生活，再加上那混沌的天真，她于是能夠源源不斷地釋放純粹得不摻一絲雜質的安寧。在焦慮控制型的這一代“雞娃”媽媽、重男輕女型的上一代“吸血”媽媽充斥屏幕的當下，這位周家老母親撫慰了所有兒女的創傷與遺憾，也譜寫了一曲往者不可追的挽歌。
素華是一位因其純粹而獲得圓滿的母親，這樣的形象呈現當然是時代的規定，但它同樣也是敘事的結果。如果我們將素華與另外三位母親進行簡單的比較，并不難覺察到素華的完美源自她身份的單一。周志剛長期在外，素華實際上并不是一位妻子或者一個女人，她只是一位母親。金月姬除了是母親還是一位領導干部，“母親”所要求的愛與領導干部所要求的公平在她身上形成沖突。周蓉除了是母親還是一個女人、一位妻子，“母親”所要求的愛與女人的欲望、自我的追求同樣在她身上產生矛盾。這些沖突和矛盾于是引起觀眾在評價上的巨大分歧。因此，素華的圓滿只能是虛構的“特權”，也只能是往日時光的懷鄉曲。21世紀的女性無論如何都無法退回到單一身份的生活，這是屬于我們的時代的規定。
三重角色的分離：“女人”“母親”與“自己”
那么，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母親又是什么模樣?這是一個難以進行概括性回答的問題。“人”“女人”“母親”，女性的三種角色在現實生活中自然是重疊交叉的，但在一個故事或者一套敘事中，三者大體可以指向三個清晰且有所區別的主題或價值，分別是個人志趣的實現、兩性情愛的實現和家庭角色的實現。總體上看，女性三重角色的凸顯及其分離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
前文已經提到，這一主題在周蓉身上已經初現端倪。更為有趣的是，多重角色問題不僅僅影響著影視劇中青年女性的塑造，同時也投射至中老年女性形象之上。近幾年的熒屏上出現了一類新型的中老年女性：她們經濟獨立，兒女也不需要照顧，在很大程度上她們是已經完成了母職的母親。或許正因為如此，劇集熱衷于展現她們如何做“女人”，表現她們的“女性氣質”。
同樣在今年早些時候登陸央視的《老閨蜜》，講述了五位中老年母親的故事。其中退休中學教師宋麗娜被塑造成了一位“老少女”：外在形象上，她衣著年輕柔和、說話神情語氣很“嗲”;個性氣質上，她溫柔而有活力，對許多事情保持著充沛的好奇心。劇中圍繞宋老師展開的第一段情節是高齡考駕照，結果報名時找不到身份證，打電話把正在開會的女兒找來，卻發現身份證裝在了手機殼里;學習理論知識時學不通，頻頻打擾工作中的丈夫，結果發現買錯了教材。“老少女”之外還有“花蝴蝶”，《我的前半生》中的薛甄珠，《我們的婚姻》中的蔡勝美，其“女性氣質”主要通過紛繁的黃昏戀來表現。
然而，這些已經“母職畢業”、堅持“做女人”“做自己”的母親，似乎并不為觀眾所喜愛。不喜愛的背后有價值觀念的沖突，但更多地在于劇作藝術手法和敘事技巧的粗糙，簡單地說便是人物立不住。例如《老閨蜜》中宋麗娜考駕照的橋段，自然是為了凸顯她的活力，但作為與教材打了半輩子交道的退休教師，她不大可能分不清教材。這便屬于較為典型的“硬拗人設”，使得人物夸張生硬、懸浮失真，甚至帶來反面效果：“老少女”變成了“煩人精”，本想突破對“母親”的刻板印象，卻強化了女性不獨立、沒條理的刻板印象。
手法技巧粗糙的背后是認知和觀念的欠缺：女性三重角色的分離是當下時代的命題，一個大眾文化產品的敘事要獲得成功，不在于重復這個已知的命題，而在于用妥帖的敘事技巧彌合這種分離，用虛構和想象的“特權”解決這個命題。從這個角度看，《你好，李煥英》所取得的票房成功實在情理之中。借助時空穿越的敘事裝置，影片將青年女性李煥英多姿多彩的青春歲月與賈曉玲媽媽的母親身份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從而彌合了這個時代性的分離。當然，也并非所有的觀眾都能夠認可影片的這一彌合，尤其是那些能夠清晰地分辨出裝置與手段的觀眾，然而影片仍不失為一種真誠的嘗試。
已經有不少人指出，近十年來或者說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銀幕小熒屏上的“母親”似乎已經從無私偉大的神壇跌落至平庸凡俗的人間。人物形象變化的背后皆是家庭結構、制度和倫理的現實變遷，李素華和鄭娟作為人物形象的成功是可以復制的，我們可以在逝去的歷史中尋找撫慰;但歷史的車輪并不會因我們的留戀而停止，即使磕磕絆絆步履維艱，我們也只能努力去想象未來的母親，去創造未來的家庭。
(作者姜瑀為中南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