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為數不多的反映華僑“下南洋”艱苦創業的歷史題材小說，《平安批》以其獨特的地方性寫作吸引了讀者的廣泛關注。

　　在“地方性寫作”早已成為流行趨勢的今天，《平安批》的“新奇性”固然在于一種地域文化的鋪陳與文化氛圍的營造，或者更確切地說，憑借潮汕文化的完美展現和詮釋所形成的極為顯著的題材特點。但這里極為可貴的地方在于，從作者的價值立場來看，他并沒有完全陷落于某種基于“文化視角”而形成的偏執判斷之中，比如竭力展現潮汕文化的特點和魅力。比如小說附錄中關于“董姑娘”的段落，便試圖以外來者的視角來重新審視所謂的“潮汕文化”，由此體現的正是對包括潮汕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更加復雜而深刻的洞察。

　　事實上，除了地域文化的展現，小說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行業小說”。即如我們所看到的，《平安批》涉足了一個歷史極為悠久，但此前卻幾乎從未有人在小說中敘述過的新的行業——“僑批”業。說到“僑批”這個名詞，多數人都是極為陌生的，而小說恰恰就是要將這個人們感到陌生的事物交代清楚。《平安批》妙就妙在極為生動詳實地描摹了讀者并不熟悉的人群的生活，披露了一個行業的運作方式，將一種獨特的生活經驗以及它在特殊年代艱苦卓絕的歷史求索，都極為詳盡地展現在讀者面前。這樣看來，小說主人公鄭夢梅的“快遞”生涯，或者說他的“物流”歲月，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那種民間自發形態的私營金融機構，也就是小說中兼具錢莊和“快遞”功能的所謂“僑批”業，就激發起讀者濃郁的閱讀興趣。

　　不得不承認，相對陌生的題材所天然攜帶的“新奇性”，自然能夠激發讀者的求知欲，進而引起他們強烈的興趣，這是小說最為樸素的閱讀動力所在。而另一方面，從歷史敘述與文學敘事的關系層面來看《平安批》的意義，也不難發現，“僑批”作為一種已然在歷史中消失的行業，“大歷史”顯然沒有辦法如此生動地記錄它的隱秘細節，或者至多只有一些冷冰冰的文字概述。這個時候，在歷史敘述幾乎止步的地方，小說這種藝術形式的優勢便體現了出來。事實上，作為歷史的一部分，那些與人物息息相關的生動細節，只能通過小說的方式得以銘刻和記錄。從這個角度來看，《平安批》其實提供了一種讓我們重新審視小說意義的重要契機。

　　與此同時，正是因為小說以“僑批”業作為主要對象，《平安批》從敘述主體來看其實又是一部圍繞行業重要人物展開的“傳記小說”。小說里，鄭夢梅的一生幾乎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小說通過他在個人事業、家族榮譽、行業操守，以及民族尊嚴等諸多層面的堅守與抉擇，以令人感念的具體事件與敘事細節，深刻詮釋了“僑批”人胸懷天下的家國情懷。這大概正是小說在地方文化與主題寫作的緊密聯系中所體現的意義所在。這里的鄭夢梅，似乎能讓人聯想起某位地方鄉賢的形象，然而細究其人物原型卻并不明確，其看上去更像是一類人的“提煉”與“概括”。

　　談到主題寫作，不能忽略的是，《平安批》最為直接的寫作動因，可能需要落實到一種作為“世界記憶遺產”的“非遺小說”之上，這一點其實通過小說結尾處人物命運的交代也能鮮明地呈現出來。小說最后，鄭夢梅似乎面臨著一種艱難的選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作為共產黨的父親和作為國民黨的兒子之間，他放棄了政治抉擇，毅然選擇重返暹羅，重新開始他最初的事業。甚至直到晚年，他心心念念的仍是“沉批博物館”和“僑批文物館”，這些似乎都在為“僑批”的非遺故事做比較切實的鋪墊。從這個意義上看，《平安批》其實講述的是一個作為“同類國際移民文獻中具有的獨一無二的突出價值”之“世界記憶遺產”的生動故事，而這也是“中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

　　《平安批》值得重視的地方還在于，小說在看似極為主流的主題寫作過程中，不忘運用流行小說的元素來獲得一種樸素的閱讀動力。更為可貴的是，這種看似對流行元素的追求，力圖打破各類劇情的俗套，呈現出別樣的敘事形態來。比如小說一開始就融入了一種極為特殊的地域文化的神秘感，這使得整個作品都氤氳在略顯怪誕而神秘的氛圍之中。小說開篇所展現的，從廢井的傳說到貨郎的預言，再到主人公鄭夢梅的出門遠行，這種個人成長的諸多環節，與我們常見的個人奮斗的敘事模式并不相同。對鄭夢梅來說，他所謂的“過番”，也就是小說里的“下南洋”，并不是主動追求個人出路，而是為了逃避算命先生對其宿命的預言。這種被動的逃離，而非主動的出走，其實也冥冥之中暗含著他對世界的向往，但更大程度上卻是為了體現出小說內在包含的“反個人奮斗的敘述”。

　　除了地域文化的神秘感，小說還融入了一種家族仇殺的懸疑感。正如其開頭所設下的懸疑，家族長輩的離奇死亡，顯然令人心生疑問。這種貌似家族仇恨的情節設置，一下子將讀者牢牢吸附，然而小說又賣了個關子，并不著急揭曉答案，始終吊著讀者的胃口，最后的情節反轉并不生硬，卻與流行的俗套大不相同。讀者原本以為，小說會按照家族仇恨、抓住真兇、大仇得報、光耀門楣的慣常模式來操作，然而最后的真相卻只是“疑心生暗鬼”的絕妙反轉。當然，為了使小說最后的情節來得更加自然一些，作者插入交代了英國人喬治和李泰然的故事，以潮汕商人早期發家其實靠的正是鴉片和“豬仔”貿易這段情節來做鋪墊，這也就暗示了鄭家先祖的發家歷史可能也不光彩。最后的調查發現，真相果然如此。這樣的情節安排，使得鄭夢梅的“僑批”事業又包含著一種“反光耀門楣的敘事”。

　　此外，小說還在鄭夢梅作為“批腳”的具體行動中，融入了扣人心弦的歷險故事。小說中，“抗戰”這一特殊背景之下，“僑批”業開辟戰爭狀態下絕無僅有的“生命線”，便顯然包含了一種難得一見的驚險感。鄭夢梅一行人的一路冒險，從土匪、國民黨士兵、日本人的手下死里逃生，甚至小說最后兒子的犧牲，以及鄭夢梅自己遭遇火災僥幸逃生，都是這種驚險感的重要體現。然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小說在安排這種驚險感的時候也在努力避開俗套的環節，而且是比較節制的。小說里，鄭夢梅身上并沒有什么“神奇”的舉動，只有兩個兒子的英雄壯舉，雖驚心動魄，但又合理。

　　總的來看，《平安批》借助扎實的案頭工作，在地域文化氛圍的捕捉與營造中，彰顯出“行業小說”的精良質地。而在這鮮明的地域文化以及特殊行業所營造的“新奇性”之外，小說在敘事過程中融入的諸多流行元素，終究使其獲得了一種樸素的閱讀動力，這便讓小說的“主題寫作”顯示出生動有趣的面貌來。與此同時，小說又竭力打破各種劇情的俗套，彰顯出敘事的別樣魅力。這些都足以使其成為當下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標志性樣本，為主流文學創作的多樣化發展提供重要啟示。(作者：徐剛)

      編輯：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