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早期蒙學教育格局中,文化基礎的學習,已經包括時空即時間和空間知識的內容。《漢書·食貨志》所謂“五方”“六甲”,即涉及空間與時間的學習內容。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進行了區域文化的分析。關于齊地都會臨淄,有“其中居五民”的說法。所謂“五民”,有人解釋為“士農商工賈”,也有人解釋為“五方之民”。司馬遷根據“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等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差別,將全國劃分為“山西”“山東”“江南”“龍門、碣石北”四個基本經濟區。
《姚著中國史》(全五冊),姚大中著,華夏出版社出版
應重視“人與地”的關系,重視“敘述空間”
《姚著中國史》的優異之處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體現了對司馬遷、班固史學思想的繼承,即以空間考察的視角分析中國史,理解中國史,說明中國史。
姚大中教授在《姚著中國史》“前言”中說,“中國歷史的敘述方法與解明方式”,應重視“人與地”的關系,重視“敘述空間”。他認為,“社會學、地理學等”應當“與歷史學結合”,這樣可以幫助“歷史解明”。《姚著中國史》正是如此,它力圖糾正過去史學“懸空”的問題,“走一個新的方向”。
《姚著中國史》“每冊各自獨立,合則成套”。第一冊《黃河文明之光》“黃河文明:最早的中國”,第二冊《古代北西中國》“大中國:‘游牧中國’和‘農業中國’的競爭、共生與融合”,第三冊《南方的奮起》“歷史的曲線:正統朝代南移長江”,第四冊《中國世界的全盛》“隋唐帝國:東亞秩序的軸心”,第五冊《近代中國的成立》“中國舞臺:中華民族諸成員全部登場”。作者沒有按照“傳統歷史偏向于政治史的敘述”的舊式模板,也不取“封建”或“帝制”的概括語詞,果然要“走一個新的方向”。而第一冊至第三冊分別的敘說中心,從區域側重看,正與司馬遷四個基本經濟區的劃分相合,即“山西”“山東”-“龍門、碣石北”-“江南”。只不過《史記》分說“山西”“山東”者,在《姚著中國史》中以“黃河文明”“最早的中國”為主題合說。
對秦漢時期的研究別開生面
對于有些地方自然環境的分析以及相應的文化生態判斷,《姚著中國史》頗多中肯之論。
第二冊《古代北西中國》稱“秦朝統一‘天下’”之后修筑的長城為“大長城”。作者贊揚了秦長城的文化意義:“雄偉的秦朝大長城,乃是漢族人定勝天的戰斗精神結晶,憑雙手和決心,創造并達成了‘極’的構想。”“全面隔斷草原—耕地的萬里長城,也便代表了農業漢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間的界限。”關于“長城之為‘極’”的認定,以及“長城的作用是雙重的,非只對外,同時也具有對內性”的觀點,都是長城史及秦漢工程史研究者應當重視的。關于長城“對內”的具體史料,有《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記載“習邊事”者郎中侯應的意見。
對于秦擊滅六國、實現統一的歷史意義,《古代北西中國》從“北西”方向的空間考察,予以了高度肯定。對于“秦朝”的評價,作者寫道:“秦朝是中國歷史上革命、毅力、效率和進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也是充分表現漢族誕生期勃發朝氣的偉大時代……”今天人們對于秦政褒貶不一,但是從英雄主義和激進節奏等方面看,姚大中的正面評說是有啟示意義的。
由于筆者專攻秦漢歷史,不能全面評價《姚著中國史》廣角觀察、宏大敘事和高位論說的種種精彩,但就秦漢時期的研究而言,確實有別開生面的印象。
書中微瑕
《姚著中國史》是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好書。然而其中微瑕,也不妨在這里指出。
比如第一冊《黃河文明之光》“中央集權制萌芽與中國‘國際’統合的準備期(戰國)”一節,關于“農村組合”“農村秩序”“農村社會”“農村社會傳統的轉移”的部分,說
到“戰國農村大變革展開以來,列國間的連鎖反應,也只有速度與程度的差別”,作者在“列國防洪用堤防與灌溉給水所需土木事業,以及多功能運河的開發”章節中引用了《史記·河渠書》記載。所謂“土木事業”正涉及筆者近年關注的秦漢工程史研究的主題,因而理當有所注意。所引《河渠書》的文字:“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水利開發的“土木事業”確實涉及“列國”各地。如“鴻溝”“通宋、鄭、陳、蔡、曹、衛”,“于楚”“于吳”“于齊”“于蜀”,各有水利建設。司馬遷說“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又說“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則只言“溉”。秦國的“鄭國渠”,作用也只在“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鐘”,并不屬于“多功能運河的開發”。
作者寫道:“這些偉大水利專家中鄭國渠的時代已當戰國末期,其被推定自陜西省涇陽,經過三原、富平、蒲縣等地的運河遺構,今日雖然湮沒,但其創造歷史力量之巨大,則長存于后人印象。”所謂“這些偉大水利專家”費解,或許“專家”為“工程”之錯排。而“蒲縣”應為“蒲城”。應當指出的是,關于鄭國渠的文獻遺存中,根本沒有關于其“運河”功能的記述。鄭國渠的功能,只在“溉浸”,未見其用以“行舟”。以“鄭國渠”為“運河”的錯誤不知由何而來,但確實是不符合史籍記錄所表現的歷史真實的。(作者:王子今 為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編輯:譚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