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早期蒙學教育格局中，文化基礎的學習，已經包括時空即時間和空間知識的內容。《漢書·食貨志》所謂“五方”“六甲”，即涉及空間與時間的學習內容。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進行了區域文化的分析。關于齊地都會臨淄，有“其中居五民”的說法。所謂“五民”，有人解釋為“士農商工賈”，也有人解釋為“五方之民”。司馬遷根據“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等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差別，將全國劃分為“山西”“山東”“江南”“龍門、碣石北”四個基本經濟區。

　　《姚著中國史》(全五冊)，姚大中著，華夏出版社出版

　　應重視“人與地”的關系，重視“敘述空間”

　　《姚著中國史》的優異之處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體現了對司馬遷、班固史學思想的繼承，即以空間考察的視角分析中國史，理解中國史，說明中國史。

　　姚大中教授在《姚著中國史》“前言”中說，“中國歷史的敘述方法與解明方式”，應重視“人與地”的關系，重視“敘述空間”。他認為，“社會學、地理學等”應當“與歷史學結合”，這樣可以幫助“歷史解明”。《姚著中國史》正是如此，它力圖糾正過去史學“懸空”的問題，“走一個新的方向”。

　　《姚著中國史》“每冊各自獨立，合則成套”。第一冊《黃河文明之光》“黃河文明：最早的中國”，第二冊《古代北西中國》“大中國：‘游牧中國’和‘農業中國’的競爭、共生與融合”，第三冊《南方的奮起》“歷史的曲線：正統朝代南移長江”，第四冊《中國世界的全盛》“隋唐帝國：東亞秩序的軸心”，第五冊《近代中國的成立》“中國舞臺：中華民族諸成員全部登場”。作者沒有按照“傳統歷史偏向于政治史的敘述”的舊式模板，也不取“封建”或“帝制”的概括語詞，果然要“走一個新的方向”。而第一冊至第三冊分別的敘說中心，從區域側重看，正與司馬遷四個基本經濟區的劃分相合，即“山西”“山東”-“龍門、碣石北”-“江南”。只不過《史記》分說“山西”“山東”者，在《姚著中國史》中以“黃河文明”“最早的中國”為主題合說。

　　對秦漢時期的研究別開生面

　　對于有些地方自然環境的分析以及相應的文化生態判斷，《姚著中國史》頗多中肯之論。

　　第二冊《古代北西中國》稱“秦朝統一‘天下’”之后修筑的長城為“大長城”。作者贊揚了秦長城的文化意義：“雄偉的秦朝大長城，乃是漢族人定勝天的戰斗精神結晶，憑雙手和決心，創造并達成了‘極’的構想。”“全面隔斷草原—耕地的萬里長城，也便代表了農業漢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間的界限。”關于“長城之為‘極’”的認定，以及“長城的作用是雙重的，非只對外，同時也具有對內性”的觀點，都是長城史及秦漢工程史研究者應當重視的。關于長城“對內”的具體史料，有《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記載“習邊事”者郎中侯應的意見。

　　對于秦擊滅六國、實現統一的歷史意義，《古代北西中國》從“北西”方向的空間考察，予以了高度肯定。對于“秦朝”的評價，作者寫道：“秦朝是中國歷史上革命、毅力、效率和進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也是充分表現漢族誕生期勃發朝氣的偉大時代……”今天人們對于秦政褒貶不一，但是從英雄主義和激進節奏等方面看，姚大中的正面評說是有啟示意義的。

　　由于筆者專攻秦漢歷史，不能全面評價《姚著中國史》廣角觀察、宏大敘事和高位論說的種種精彩，但就秦漢時期的研究而言，確實有別開生面的印象。

　　書中微瑕

　　《姚著中國史》是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好書。然而其中微瑕，也不妨在這里指出。

　　比如第一冊《黃河文明之光》“中央集權制萌芽與中國‘國際’統合的準備期(戰國)”一節，關于“農村組合”“農村秩序”“農村社會”“農村社會傳統的轉移”的部分，說

　　到“戰國農村大變革展開以來，列國間的連鎖反應，也只有速度與程度的差別”，作者在“列國防洪用堤防與灌溉給水所需土木事業，以及多功能運河的開發”章節中引用了《史記·河渠書》記載。所謂“土木事業”正涉及筆者近年關注的秦漢工程史研究的主題，因而理當有所注意。所引《河渠書》的文字：“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水利開發的“土木事業”確實涉及“列國”各地。如“鴻溝”“通宋、鄭、陳、蔡、曹、衛”，“于楚”“于吳”“于齊”“于蜀”，各有水利建設。司馬遷說“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又說“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則只言“溉”。秦國的“鄭國渠”，作用也只在“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鐘”，并不屬于“多功能運河的開發”。

　　作者寫道：“這些偉大水利專家中鄭國渠的時代已當戰國末期，其被推定自陜西省涇陽，經過三原、富平、蒲縣等地的運河遺構，今日雖然湮沒，但其創造歷史力量之巨大，則長存于后人印象。”所謂“這些偉大水利專家”費解，或許“專家”為“工程”之錯排。而“蒲縣”應為“蒲城”。應當指出的是，關于鄭國渠的文獻遺存中，根本沒有關于其“運河”功能的記述。鄭國渠的功能，只在“溉浸”，未見其用以“行舟”。以“鄭國渠”為“運河”的錯誤不知由何而來，但確實是不符合史籍記錄所表現的歷史真實的。(作者：王子今 為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編輯：譚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