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參加保路運動保護國家利益

　　110年前 三臺民眾掀起反帝反賣國革命浪潮

　　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把搶奪鐵路建筑權和投資權作為對中國進行侵略的主要方式之一。川漢鐵路路權最終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爭奪四川的焦點。中國人民包括統治階層的有識之士，都洞悉列強瘋狂搶奪路權是為了侵略和瓜分中國，因此各階層群眾都堅決反對把川漢鐵路路權授予外人，于是開始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三臺民眾積極響應，保護國家利益，成為四川保路運動中一股重要的力量。

辛亥保路運動紀念碑

　　捐錢修路熱情高漲

　　光緒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把粵漢鐵路的建筑權出賣給美國美華合興公司。1903年，盛傳清政府又欲將川漢鐵路的建筑權出賣給英國。四川人民立刻起來抵制，倡議自籌股款，修建川漢鐵路。在全川人民強烈要求自辦川漢鐵路的呼聲中，在反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群眾運動的壓力下，清政府被迫同意官督商辦川漢鐵路。

　　1904年，四川各地代表在成都開會，設立了川漢鐵路公司，并采納了湖北省督張之洞的建議:兩省分修，四川負責修成都至宜昌一段。公司決定在宜昌設“川漢鐵路工程局”。經預算，四川至宜昌段鐵路需修路款2000萬兩白銀。川漢鐵路公司在省內各市縣、鎮籌集民股，并在稅收中附抽租股、糧捐股、鹽捐股、房捐股，還令各縣將股金加入地丁銀一起征收。據相關資料記載，當時三臺全縣共征地丁銀10896兩，規定糧民每交一兩銀子的地丁銀則加收鐵路股金3兩2錢。1904年至1911年之間，三臺僅這一筆就收股銀14萬兩。縣內紳商、官吏成了鐵路股東，部分農民亦握有股票。租股征收按糧攤派，不管人民是否愿意人股，一律由鐵路公司憑借官府命令強行收繳，三臺人民稱之為“鐵路捐”。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鐵路干線國有的政策，隨后派大臣盛宣懷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訂立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借款1600萬英鎊，以湖北、湖南的厘金和鹽稅作抵押。已經籌集的鐵路股銀，規定湖南、湖北還本不付息，四川全不發還。

　　這一政策，立即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加之四川當時交通條件差，人民集資修路最熱情，沒想到心心念念的鐵路沒有修卻等來了出賣國家主權和侵吞鐵路股金的規定。消息一傳出，瞬間群情洶洶，星火一觸即發。四川各地紛紛成立保路同志會，甚至提出“路存與存，路亡與亡”的口號，保路風潮迅速在全川掀起。

　　宣傳保路聲援成都

　　1911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推舉立憲派蒲殿俊為會長，羅綸為副會長。7月，三臺縣積極響應成立保路同志分會，推舉王道立任會長。三臺分會“部署悉照總會”,在省保路同志總會的領導下，按照省總會宗旨、規章行事。

　　分會成立后，王道立聯絡縣教育會、商會和各鄉士紳民眾，在縣城和蘆溪等地開展保路演講，宣傳自辦鐵路于國于民的巨大意義，揭露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的賣國性質，抨擊清政府借債修路，喪權辱國。宣傳中，又強調了要堅持“文明爭路”“不要越軌滋事，添生麻煩”。以保路為中心，以反帝反賣國為主題的宣傳激發了廣大三臺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和保路斗志。

　　在進行宣傳的同時，保路分會又聯絡袍哥組織，整編團練隊伍，以備武裝反清。各階層、各民族的各種愛國力量，在三臺保路同志分會的領導下，積極投入到保路運動中。

　　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了蒲殿俊、羅綸等人。聽到消息后，數萬人涌向總督衙門請愿。趙爾豐竟下令軍隊開槍，當場槍殺請愿群眾32人，打傷無數，造成了震驚全國的“成都血案”。王道立率分會代表奔赴重慶，面見清廷派來鎮壓保路運動的川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端方，控訴趙爾豐的罪行，結果遭到端方的斥責，分會代表只得返回三臺。

　　這時，以“成都血案”為導火索，各地同志軍揭竿而起，從四面八方趕赴成都，圍攻省城，打響了四川辛亥革命的第一槍。9月25日，吳永珊領導的保路同志軍占領了榮縣，宣布獨立，建立了革命黨人領導的第一個地方政權。是時，保路風云遍及全省。不到10天，保路同志會的會員就發展到10萬人，他們紛紛向成都挺進。王道立也以三臺分會名義率領青年300余人赴蓉聲援。隊伍行至德陽，接到保路總會通知，只好奉命撤回。

　　革命浪潮空前高漲，為了鎮壓四川保路運動，清政府派湖北新軍前往四川鎮壓。鄂軍入川，造成武昌兵力空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首義成功，滿清王朝被推翻，開啟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

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

　　啟迪民眾意義重大

　　史料記載，聲勢浩大、規模壯闊的保路運動，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極大地鼓舞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斗志，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績。而關于三臺保路運動的歷史意義，三臺縣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三臺縣歷史(1919-1949)》一書中有所記錄。

　　書中寫到，三臺的保路宣傳，是三臺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的、廣泛的愛國和民主教育運動。但三臺的保路運動也暴露出資產階級立憲派的妥協性和對革命的不徹底性，這與保路同志會的領導權掌握在官僚和鄉紳富商手上有著直接關系。他們作為川漢鐵路的股東，在路權問題上，和帝國主義、清政府有矛盾，因而竭力反對鐵路國有;他們希望鼓動群眾壯大保路聲勢，但又害怕群眾起來革命，故而又鼓吹“文明爭路”。三臺保路運動說明了資產階級立憲派登上歷史舞臺后，雖然他們是20世紀中國最初的革命領導者，但沒有勇氣也沒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進行到底，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落在了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身上。

　　三臺縣委黨史研究室相關人員介紹，三臺保路運動給三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改變，使進步輿論在三臺興起，喚醒了民眾，推動了群眾的思想解放，一些三臺籍的青年俊杰，如梁度、徐堪、廖樹勛等人勇敢地投入到偉大的辛亥革命武裝斗爭中，接受了時代大潮的洗禮，也喚醒了更多民眾的救亡圖存之心。

　　（郭靜 綿陽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鄭金容）

　　編輯：譚鵬